中国的私有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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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的私有化浪潮左大培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私有化鼓吹者都没有作出任何无可辩驳的论证，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把公有企业全都私有化才能增进人民大众的福利。可是尽管如此，私营企业制度的痴迷者们还是把中国拉向了私有化的道路。特别是最近20年中，坚持走资本主义化发展道路、追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势力，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理论武器，在中国也屡屡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第一节　非理性思潮指导下的私有化行动中国的私有化思潮是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社会思想、心理逆流，不仅如此，它在最近20年中还转化成了裹挟甚广、混乱无序、破坏性很强的私有化行动。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比主张私有化的西方新自由主

2、义经济学家要更走极端，他们习惯于简单地、绝对化地断定“国有企业一定没有效率”、“为了提高效率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这种断言性的说法本身就表现出，他们的私有化主张实际上来源于非理性的直觉。他们也从未提出过无可辩驳的论证来说明其私有化主张的正确性。在最近20年的中国，为私有化主张提出了最著名的论据的有周其仁、张五常、张维迎等人。周其仁断定“国有企业必定所有者虚置”；张五常则曲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断言“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业不归其经营者所有就不会有效率”。这些表面上很合乎人们的直觉的论点意在直接导出他们想要的结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将国有

3、企业变成由其经营者私有。张维迎最初还曾经建立了一个模型，论证国有企业必定是“委托—代理链条太长”，因而效率必定低。但是这个模型根本无视了管理国有企业的真正有效率的方法——根据企业的利润来决定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和报酬，因为这样的管理原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链条不再过长。后来张维迎对私有化主张的论证就日益接近张五常的思路。他曾经作出一个著名的分类，区分了“花自己的钱”还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还是“办别人的事”，将它们组合成四种情况，来说明在这四种情况下自私的人的行为后果。根据他的这种分类，人们会得出结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才有效率，为了达到效率，应当把国有企业都

4、变成由其经营者私人所有。他们这些论点的非科学、非理性，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王东京200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东京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扼要地概括了周其仁、张五常和张维迎等人为私有化辩护的核心论点。在这篇文章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婉转地说成了所谓的“国有资产转让”。王东京的这篇文章声称要回答“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的问题”，它提出的“归总的答案是改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该文说，“国企改革”实行过“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造”，“效果均不理想。推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在于，虽然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却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

5、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全民的代理人，再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如果企业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便不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样存在有人们花钱办事的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求节约又讲求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求节约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求效果不讲求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恰好对应第四种方式，则不

6、难理解国有企业中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国家独资或一股独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经营者用国家的资金办国家的工厂；股份制改革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都没有动力注重节约和效果，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实上其内在的机制仍没有改变。近年来，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有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的机制。可见，国有企业要转变现有机制、建立新的机制，就需要打破国家一股独大的局面，让非公资本加盟。如果非公资

7、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资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难以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资产转让是合理的”。（王东京（2007））这一套胡言乱言把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的思想逻辑倒表述得清清楚楚，也把他们观点的逻辑混乱表现得明明白白。他们为自己的私有化主张辩护时使用的理由，在逻辑上就讲不通。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必然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要既讲节约又讲效果就必须私有化，让企业经营者“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