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战略产业鞠躬尽瘁_追忆江上舟同志的最后十年

《为国家战略产业鞠躬尽瘁_追忆江上舟同志的最后十年》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1、金融│Finance2012.07ShanghaiEconomy封面故事│CoverStory2012.07ShanghaiEconomy18文/张天明、赵建忠、何志庆为国家战略产业鞠躬尽瘁——追忆江上舟同志的最后十年Sparenoeffortforthenationalstrategicindustry封面故事│CoverStory2012.07ShanghaiEconomy2012.07ShanghaiEconomyFinance│金融19一年来，“去找江上舟”一直是我们经常几几乎脱口而出，却欲言又止的话——尤其当

2、某项高新技术应用前景的判断产生争议，专家意见难以达成一致的时候；尤其当某项重大产业工程通过论证行将上马，却找不到适合的组织实施者的时候；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去找江上舟”。但是，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江上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他走了，给国家战略产业的发展留下了难以弥补的空缺和损失。追忆江上舟的最后十年，既是对这位杰出的战略产业家纪念，也是对我们自身的鞭策和激励。——在这十年里，江上舟推动成立了我国自主电子芯片制造最大企业中芯国际并担任该企业的董事长，被视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标杆人物。——在这十年里，江上舟就任国家“

3、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重大专项论证组组长期间，积极推进大飞机研制工程上马，为自主航空产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这十年里，江上舟不遗余力地提倡发展太阳能产业，促成了世界首创的光热发电项目—海南“益科博1兆瓦太阳能热发电工程”和世界单体建筑发电量最大项目：上海虹桥枢纽太阳能光电建筑一体化工程，集成电路、大飞机、太阳能、3G通信、轨道交通、电动汽车、通用操作系统等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倾注了江上舟的大量心血甚至可以说生命。干就是八年。之后，江上舟和大学同学并结为伴侣的妻子吴启迪一起通过研究生考试再次被清华录取。30-40

4、岁，江上舟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派留学生，来到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江上舟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精通英语与德语，而且对欧洲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理解很深。爱因斯坦之所以成就伟大，离不开他的挚友奥本海默组织实施“曼哈顿工程”。江上舟或许没有料到，日后他会成为像奥本海默那样的战略型科学家，参与中国的“曼哈顿工程”——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江上舟夫妇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后，便迫不及待地回到祖国。在他们看来，为国效力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有多少次机会，都不会有第二种选择。40岁到50

5、岁，江上舟加入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潮。江上舟先后担任三亚市副市长和洋浦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是最早实施“小政府、大市场”的一批人中的一个，首创中国第一个土地交易中心，率先实现了“要土地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的理念。主持了亚龙湾的规划建设，江上舟的理念是把亚龙湾打造成公共海滩。他说，“不能划给个人，甚至也不能划归单位，要保持海滩的公用性。”在洋浦，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开创了公务员招考制度的先河，不搞“衙门”，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三十年游学与历练，使江上舟具备了国际视野、技

6、术底蕴和组织才干，也磨砺了他坚韧不拔、卓然不群的品格。“五十而知天命”，但江上舟的50岁不是知足而乐的港湾，而是重新出发的驿站，他洗却疲倦、不肯停歇，以更旺盛的精力前行，然而他不曾料到，上天留给他的竟然是最后的十年，如此短暂。2001年，江上舟体检查出得了晚期肺癌后，他仍像没事人一样忙碌。2002年的一天晚上，为论证大飞机项目，江上舟在北京约谈上海航空集团驻北京总代表何志庆。一见面谈了三小多小时，临分手，江上舟突然对何志庆说，明天我要回上海动手术了。见何志庆十分惊诧，江上舟解释说，我得了肺癌，肺要切掉一半，我的手机一天

7、24小时都开着，其他的电话可能不会接，但是关于大飞机的电话，我肯定接，除非我在手术台上。江上舟满脑子除了项目还是项目，而对自己的病情考虑得太少太少。在最后十年里，江上舟的生命绽放出最绚烂夺目的光焰。江上舟的人生，每十年都有个转折。20岁到30岁，正处文革乱世，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江上舟仅在校进行短暂的学习。1970年，他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工作，一导师祝贺江上舟（左）获博士学位。2012.07ShanghaiEconomyCoverStory│封面故事金融│Finance2012.07Shangha

8、iEconomy20代表上海的意见。然而，更多的与会者却感到兴奋，上海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如今准备在集成电路产业上大干一场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全国。其实，江上舟之前是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与论证的，1998年开始，他主持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听取了大批专家学者的意见，结交中国“芯片教父”、中国科学院士、北京微电子研究所长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