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改革失败却转型成功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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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朝：改革失败却转型成功的帝国说明：清末民初，全球各大帝国面临国家转型，章永乐教授就奥匈帝国、土耳其、俄罗斯与及清帝国分别撰文讨论这些国家转型的成败。本文讨论清帝国转型的得失。　　俗话说，“船小好掉头”。在近代激烈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中，能够与时俱进的往往是一开始规模较小，没有多少历史包袱的国家。而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取得辉煌的“老大帝国”由于历史的负担，通常很难完成这样的转换。清王朝正是其中之一。与属于或邻近欧洲的另外三大帝国相比，清王朝由于远离欧洲，对欧洲变迁的感知本来就有所滞后，其开始“掉头”，也晚于另外三大帝国。

2、在具体的改革中，清王朝更是受到了帝国结构与历史包袱的严重制约。　　首先，与其他三大帝国相比，清帝国的最大独特之处在于，其统治集团来自一个占人口比例极小的族群。俄罗斯帝国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人内核(尽管其中还有“大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的区分)，奥斯曼帝国也有土耳其人作为其主体，奥匈帝国虽然民族繁杂、行政分散，毕竟仍有相当比例的德意志人作为哈布斯堡皇室的基础，而且在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通常承担了比其他臣民更重的税负。但在清帝国之下，满人所占比例极低，却在政治与军事系统中掌握统治地位，享有大

3、量特权；清帝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占据人口压倒性比例，但其权力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尽管清朝历代皇帝都标榜所谓“满汉一体”，在权力势配上照顾到汉族官僚集团的利益，但实际上满、汉官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行政体系的各个层级，满族官吏所占比例都大大超过满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官阶越高，满人掌权的比例越大。军事上，清廷依赖八旗兵多于绿营兵，八旗兵的待遇远高于绿营兵。　　少数民族的统治对王朝的自我改良造成的制约是根本性的。统治集团每走一步，都必须掂量改革对于本族群的权力地位的影响。在像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帝国这样的主体民族统治的帝国中，这个

4、问题就不是那么突出。但满族的统治者不得不时刻关注着满汉力量的对比，尤其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平叛证明旗兵战斗力衰退之后，更是如此。186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以来，清政府不得不依赖汉族的地方武装镇压叛乱。“洋务运动”实际上又进一步加强了汉族官僚的地位。晚清筹办“新政”的主力是像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官僚。在晚清“新政”期间，汉族的士绅更是进一步发出了君主立宪的呼声。　　面对着汉族官僚上升的趋势，清皇室一方面迫于形势，不得不给予汉族官僚更大权力，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采取其他手段抵消汉族官僚影响，巩固皇室地位。从清朝中期以来形

5、成的皇族不干政的惯例被打破了，越来越多的宗室亲贵出任要职。尤其是“新政”时期的慈禧太后一方面宣布“平满汉畛域”，另一方面又在中央机构中任用更多的满人。在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推出的责任内阁中，这种倾向更是达到了顶峰：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据七人。正是这一“皇族内阁”，导致清政府失去汉族士绅支持，将他们推向了革命派一方。此外，袁世凯苦心练出北洋六镇军队，其中四镇控制权被慈禧太后夺去，划归陆军部。慈禧死后，载沣控制了剩余

6、两镇。载沣又重组海军，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组建了直接由自己领导的禁卫军。同时，直至1911年，八旗制度并未得到实质改革。所有这些现象都体现出王朝的统治集团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　　然而，问题在于，在过去的一系列改革中，汉族官僚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正如托克维尔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指出，革命并不是在旧制度压迫最深重时发生，而往往是在压迫弱化时候发生，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获得的自由使得剩下的那一点点压迫都变得不可忍受。在清末“新政”的具体操作中，也存在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改革措施，如一方面废科举，另一方面设地方谘议局，导致

7、大批无法通过科举获得官僚系统上升渠道的人士将进入地方谘议局当作出仕机会，这实际上又进一步增大了地方的离心力。可以说，辛亥革命正是在清政府最为孱弱时发生的，一个省会的爆炸声和枪声就引发了遍地烽烟。　　其次，与其他三大帝国一样，清帝国具有“复合君主国”的特征，存在着丰富的“制度多元主义”实践。清朝皇帝与不同族群的臣民建立起不同的法理关系：他是是满人的族长、汉人的皇帝、蒙古的可汗、西藏喇嘛教的保护者。在蒙、藏信奉的黄教中，皇帝还具有特殊的宗教地位，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这一统治秩序从结构上也具有其他三大帝国的“贵族联盟”特色

8、：满、蒙、藏贵族结成某种联盟关系，同时吸纳汉族和穆斯林政治精英。　　就具体治理制度而言，清帝国在不同地区的统治模式也具有很大差别。在关内汉族地区，清朝通过行省制度实施直接统治。东北为清室“龙兴之地”，亦实行特殊管理，清朝迁都北京后，在盛京、吉林、黑龙江设三将军，管理东北三大地区事务。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西南各省的一些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