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中国的应战之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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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萧条﹕中国的应战之策在跨世纪的未来几年中，世界经济可能出现大萧条，国内外许多人对这一前景感到担忧，本文作者却认为，如果中国应对得宜的话，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极有可能在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中，独自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全球较大经济实体中唯一的增长亮点，并以其经济增长抵御萧条，拉住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投资出现持续高增长的时期，又有着12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因此投资与消费都有着极其巨大的内在的扩张潜力。同时，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在亚洲金融风暴以来，资本市场与货币体

2、系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并有继续坚强抵御外部更大冲击的能力。所以，只要政策实施得当，1999年乃至在跨世纪发展的未来几年中，中国极有可能在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几年中，独自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成为全球较大经济实体中唯一的增长亮点。中国经济保持不衰退，不仅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抵御世界经济过度萧条，并以其经济增长拉住周边国家和亚洲经济不深度下滑的唯一力量，甚至会带动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共同增长。这将极大缓解

3、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对亚洲国家经济所造成的进一步损害，并防止由于这些损害所导致的政治与军事冲突，成为维护亚洲地区增长、稳定与和平的重要力量。保持投资增长极重要为使中国经济保持不衰退，首先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9年如果外部需求出现明显下降，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目标就必须用国内需求补足。如果要求经济增长率达到7﹪，当出口增长下降到10﹪～20﹪的时候，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增长率就需要达到10﹪～13﹪以上。但是根据预测，1999年的消费需求增长率也不会很高，可能仍低于GDP的增长率，如果只能增长6﹪，则要

4、求投资需求增长20﹪～25﹪左右，对比1998年，要高出5～10个百分点。如果1999年非国有单位投资仍保持低增长，在5﹪～10﹪，就意味着国有单位投资必须增长28﹪～35﹪，投资额要增加4500～6000亿元以上，比1998年要多增加1500～3000亿元以上。多增加的这部分国有投资，可能仍需要通过增发国债来安排。1998年中国政府已经发行了1000亿元特种国债，1999年则可能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增发2000亿元以上，使当年投资性国债的发行规模达到3000亿元以上。根据国际惯例，国债在GDP中所占的合理比重，流量

5、为3﹪，存量为60﹪。我国目前存量不超过15﹪，流量只有2﹪，距合理界限相差还很远，即使1999年的流量增速大一些，因为存量小，至少在未来三年内流量比重增加到5﹪应该没有问题。加强重加工业投资4除了通过增发国债来扩大需求，更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国家投资的需求结构，改变集中投资于基础产业的方针，增加对加工业的投资，特别是要重点增加对产业关联度最强的重加工业投资，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纲举目张，达到全面启动经济的目的。发展经济学说明，一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变化是有序的。在工业化过程中，总是首先进入轻工业阶段，然后进入重工业阶段

6、，经历过重工业阶段，则意味着工业化任务的完成，经济增长开始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所谓「后工业化社会」。在重工业阶段则可分为两段，第一阶段是为重加工业的发展打好基础，即重点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等重基础产业，然后以机器设备投资大幅度增加为特征，进入到重加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由于重加工业有技术与知识密集、产业附加值高的特点，经济增长开始表现出极明显的「集约化」特征，因此被日本学者称之为「产业结构高度化」阶段。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这一阶段一般会持续10～15年时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也

7、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特征，由此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979～1984年，农业生产出现了「超常规增长」，主要是对改革前中国农业发展过度落后的补课；以1984年农产品出现全面「卖难」，标志着发展阶段的转换，1984～1988年，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转向以家用电器为主的轻工业；1989～1991年，家电产品出现「卖难」，消费品市场出现全面「疲软」，又给出了结构转轨信号。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再现高潮，开始出现由投资需求带动的「重化工业」增长特征。这一阶段增长最快的产业，大多是80年代的「瓶颈」，即能源、交通和原材料部门。

8、1996、1997年，能源、原材料出现「卖难」，交通运力出现富裕，则再一次给出了结构转轨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重基础工业」阶段，进入到「重加工业」主导增长的阶段。中国工业化进入到重加工业阶段，首先在国际贸易结构方面有所表现。1995年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首次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同年，初级产品贸易出现了逆差，表明随着加工业的发展，原料性产品开始出现不足，需要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