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流浪乞对流浪乞讨的反思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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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thesissubmittedtoXXXinpartialfulfillmentoftherequirementforthedegreeofMasterofEngineering对流浪乞讨的反思　　王锴　　流浪乞讨是不是一种权利?随着2004年4月，在全国各地兴起的“禁乞区”的设立，成为一个引起公众和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这一方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权利意识的高涨，但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权利泛滥”的危机。　　虽然我们经常说“天赋人权”，似乎权利真的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权利话语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只是14世纪以后的事情，至于“人权”这个词的出现则更晚，大概要拖延到二战之

2、后。这种语源学的考证虽然不能推翻我们对“天赋人权”的信仰，但是，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正确认识“权利”的思路。我们知道，英语里用Right这个词来表示权利，而Right这个词在指代权利这个含义之前，更主要的意思是“正当”。也就是说，它表示道德上的一种合目的性。而对于“什么是正当”的理解的演化，实际上就是权利话语的发生史。在古代，道德观主要体现为一种“目的论”，这种目的论的道德只问结果，不管过程，它追求一种实现“善”的结果，即只要是符合这种“Good”的就是“正当”的;可以说，这种道德观带有一种“神圣性”，与古代社会受宗教影响不无关系。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世俗社会的兴起，宗教影响的衰落，尤

3、其是人性的张扬和对神性的质疑，都导致了这种“目的论”道德观的瓦解，而转变为一种“义务论”的道德观，人们不再相信存在某种唯一的“善”，因为每个人对“善”的理解是不同的，“善”毋宁是多元化的，所以，所谓的“正当”是行为的正当、过程的正当，而非“目的”的正当，而行为的正当以尊重每个人的自成目的性，即每个人的人性为最高价值，这在哲学上被称之为“正当优于善”，而权利一词的产生就是从古代“善优于正当”转向现代“正当优于善”的标志。因此，权利是用来维护个人的自成目的性——人性的。美国哲学家辛格将权利的这种特性总结为：(1)个人主义的，始终以个人为出发点;(2)对抗主义的，表现为一种个人对抗其他任何事物

4、的理由和力量;(3)本质主义的，追求一种对人本身的思考与体验;(4)先验主义的，它的产生基础往往是无法用事实证明的。[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权利之所以成为权利，首先要符合两个要求：第一，这种权利是以维护个人的人性为目的的，因此它不能采取有损于自我人性的方式，否则，这将是自相矛盾的。第二，每个人的人性都是平等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因此，一个人的权利不能以损害其他人的人性为目的。法学家们将这称之为“权利的内在限制”，也就是说，这是构成每一个权利的条件，某种东西是不是权利，只有不违背上述条件，才能证成。　　19世纪初，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权利分析理论”，对于区分权利与其他事物

5、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利话语非常混乱，我们所用的“权利”一词并不纯洁，人们实际上是在四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权利”这个词：(1)狭义的“权利”，对应“义务”，即某人有某项权利，则意味着某人可以要求其他人履行对应的义务，只有该义务履行，该权利才能实现。该项义务的内容可以是消极的，如某人对他人不得伤害其安全、未经许可不得进入其土地等;也可以是积极的，如雇主要求雇员应当为其工作、契约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履行契约等。(2)特权，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对应“无权利”，即某人有某项自由，则意味着其他人无权利要求该人不行使该项自由，但其他人也不负有不干涉该项自由的义务。(3)权力，对应

6、“责任”，即权利主体通过其自由意志单方面变更我与你、甚至你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政府机关最多具有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权利;(4)豁免，对应“无能力”，即权利主体不受其他意志改变自己的法律地位，如行政法领域内的“行政行为无效”问题。　　有了上述的分析武器，我们再来看看让大家众说纷纭的“流浪乞讨是不是一种权利”的命题。首先，从一般人的观点，尤其是从中国人的普遍认识来看，恐怕没有人认同流浪乞讨是个人自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导致流浪乞讨的原因总是外在的，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以当乞丐为荣的，当然，一些人在尝到了乞讨的甜头之后，可能决定从此靠乞讨为生，也就是所谓的“职业乞丐”，但是，从最初导致

7、他乞讨的原因来看，绝非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愿。因此，将“流浪乞讨”作为一种“人与生俱来的、不可或缺的”的权利，恐怕是不适当的。其次，流浪乞讨是以自己的不幸遭遇，换取别人的同情，从而从别人处无偿获得金钱或者物质帮助，因此，如何表现自己的不幸遭遇以致达到打动别人、获得别人施舍的程度，就成为乞讨的关键。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流浪乞讨者往往采取“下跪”、“磕头”、“喊长辈”等等做法，来换取别人的同情，而就这些做法本身来讲，是以付出个人的尊严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