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烦闷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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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TheNatureof“Anguish”:IdeologyandthePoliticizationofthePrivateSphereinModernChina王汎森内容提要：本文从新文化运动后到一九三〇年代青年界常见的“烦闷”状态入手，探索“主义”在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中一种支配性论述后，何以能吸引众多有着人生困惑之年轻人的过程。过去谈“主义”时，往往强调其自上而下笼罩众人的一面，而本文从“受众”和“接受端”的角度，论述“主义”既是国家与民族

2、的，也是人生观与日常生活领域的。特别呈现了很多苦闷的知识青年对“主义”有一种自发的、心悦诚服的迎向。换言之，“主义”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在于其救国及政治的层面，它也提供给日常生活“意义世界”庞大的资源，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注入生活的目的感，赋予生命意义，“主义”在救国与人生这两方面成为一种“大小总汇”，一方面指引新的救国方向，一方面提供人们创造有意义人生的各种方案。在近代尊西趋新的大潮中，由于“主义”在私人领域起着赋予意义、积极导引和提供答案三个方面的作用，各种新“主义”不仅吸引了大量信从者，也逐渐

3、成为人们私人领域中牢不可破的宰制者，导致了“私人领域的政治化”。关键词：政治化烦闷主义一、前言几年前，我着手撰写了一篇长文《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主义”》，那篇长文包括两部份，第一部份是关于“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支配性论述的过程，题为《“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第二部份讨论“主义”为何吸引人，也就是本文。本文的重点与一般对“主义”的讨论所关怀的重点略有不同。第一、我是从“受众”、从“接受端”的角度去了解主义何以吸引人，我不偏重理论方面，而是一种以消费者为主的研究(consum

4、er-basedresearch)。理由很简单，当时真正能深入理解理论的人很少，大部份人毋宁是从一些小册子，及“读书问答”中得到粗浅“认识”。如张静庐说看《申报》，读艾思奇、柳湜所主持之“读书问答”成为习惯。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7页。本文所偏重的是当时曾引起广泛读者回响的刊物，有明显的读者与编者对话痕迹，如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国青年》，如工商界下层人物阅读的刊物《伙友》，如李平心编的《青年自学指导》等等。不过这里必须强调一点：这个时期这方面的书刊很多，

5、上述书刊只是举例性的。涵盖的时段主要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到一九三〇年代。在此之后，“主义”有新的风貌，非本文所能包括。第二，过去谈“主义”时过度强调“主义”像“弥天之网”由上罩下的现象，忽略了在比较早的阶段，它是一种自发的、心悦诚服的迎向。第三，过去讨论“主义”之所以吸引人之处往往只重救国及政治的层面，而忽略了“主义”对日常生活的“意义世界”所提供的庞大资源。它与解决人生观、提供大经大法、赋予生命意义、目的感，解决日常生活中极度的烦闷与困惑感是分不开的。“主义”在救国与人生这两方面成为一种“大小总汇”

6、，一方面指引新的建国方向，一方面提供人们创造有意义人生的各种方案。此外我要在此先说明两点：近代中国各种主义的名目达二千多种之多，有文艺的、思想的、政治的，不一而足。本文中的“主义”偏向“新主义”，也就是左(马克思主义)右(三民主义)两种主义的崛起，而这两种主义有一段时间又搅混在一起。至于胡适(1891-1962)“自由主义”等则着墨较少，这是有意的选择。至于“烦闷”或“虚无”的一词，本文只是用了一个宽松的词汇，在当时的文献中有时称为“苦闷”、“苦恼”、“烦恼”，不一而足。“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要

7、是从新文化运动之后青年界常见的“烦闷”或“虚无”的状态入手，探索“主义”在私人领域的赋予意义、积极导引、提供答案等三个方面的蓝图。这是新“主义”吸引大量信从者的重要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主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私人领域中牢不可破的宰制者，也就是本文副标题所说的“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本文稿中主义与人生观的部分曾以《后五四的思想变化──以人生观问题为例》为题单独发表于国家图书馆编的《五四运动论著目录初稿》（台北：国家图书馆，2009年，第47-49页)。今为求完整将该文并入本文，请读者谅察。关于“主义”的

8、问题，有兴趣的朋友请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主义”与“学问”──一九二〇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收入刘翠溶主编：《四分溪论学集──庆祝李远哲先生七十寿辰》上册，台北：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123-170页。所以“主义”是国家与民族的，同时也是人生观与日常生活领域的。但因有关前者的讨论较多，后者几乎未见着墨，故本文将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一、“组织”与“信仰”前面提到，烦闷的第一个理由是国家民族之衰落，而又不知从何处下手解救的苦闷，“主义”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的渴望，消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