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信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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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与信息经济学张维迎　　自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每年一度的评奖结果备受经济学界的关注，因为诺贝尔奖不仅是对获奖者过去的成就的肯定，更是为主流经济学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定位。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rlees，又译米尔利斯)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姆·维克瑞(WilliamVickery)教授，表彰他们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这可以说表明信息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莫里斯教授是我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导师。本文中，我将着重介绍他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第2节可以说是信

2、息经济学的一个引论；第3节介绍莫里斯教授对委托－代理理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理论）的主要贡献；第4节介绍莫里斯教授对隐藏信息（逆向选择）理论的贡献；第5节讨论信息经济学对认识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意义。　　鉴于詹姆斯·莫里斯这个名字对国内读者还比较陌生，让我首先对他的个人背景作一点简要介绍。莫里斯生于1936年，苏格兰人，与亚当·斯密是同乡。1957年获得爱丁堡大学数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此后曾任教剑桥大学，也曾到MIT任客座教授。1969年，年仅33岁就被正式聘为牛津大学的教授。我们知道，牛津授予一个教授头衔可不是很容易的事，那

3、时牛津经济学科内总共也就两三位教授。而这时莫里斯教授并没有什么有影响的论文正式发表。但牛津就授予了他教授的职位，这或许正体现了牛津对选拔人才有很好的机制，能够发现人才的潜质。有人说在牛津如果你40岁以前拿不到教授，这辈子就不要再想了。从1969年起到1995年，莫里斯教授一直从教于牛津，任该校埃奇沃思讲座经济学教授，Nuffield学院院士（我到Nuffield时，他已是该学院最资深的院士(seniorfellow)。)他还曾担任过国际计量经济学会会长、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等职，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此外，他还兼任过卡拉奇巴基斯坦

4、经济开发研究所顾问，英国财政部政策最优委员会成员等职，并担任过几个重要学术杂志的编辑工作。1994年，由于感情甚笃的夫人去世，莫里斯教授为换个环境，于1995年5月转到了剑桥大学任教。　　除后面要介绍的信息经济学外，莫里斯教授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多重要建树。最著名的是他对公共财政理论(publicfinance)的贡献。他1971年的文章是所得税方面最经典的文献。莫里斯教授在1971年还和美国经济学家P.Diamond合作在《美国经济评论》（AER）连续两期发表了《最优税制和公营生产：1：生产效率和2：税收条例》(Optimaltaxationandp

5、ublicproductionⅠ：ProductionefficiencyandⅡ:Taxrules)一文。这篇文章扩展了20年代剑桥的一位经济学家拉姆塞(FrankPlumptonRamsey)的最优产品税理论，提出了“Ramsey-Diamond-Mirrlees税收法则”。此外，莫里斯教授在福利经济学、增长理论、项目评估方面都有贡献。比如，他与牛津的另一位福利经济学家利特尔（D.Little）合作写了《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评估和计划》(ProjectAppraisalandPlanningforDevelopmentCountries)，其中发展

6、的许多方法至今还是很经典的。这里很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教授的很多贡献本来是从规范经济学研究出发而非实证的，这一点他和WilliamVickery很相似。比如，1974年的那篇重要论文的题目就是《关于福利经济学、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笔记》(Notesonwelfareeconomics,information,and5.1-9,,services,andmakethecitymoreattractive,strengtheningpublictransportinvestment,establishedasthebackboneoftheurbanrai

7、ltransitmulti-level,multi-functionalpublictransportsystem,thusprotectingtheregionalpositionandachieveuncertainty)。文中开始就假定国家要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但由于莫里斯教授研究了政府面临并不了解企业、家庭等的具体信息等的情况，得出了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性贡献。再如他1971年有关最优所得税的研究，以及后来他研究税收与家庭规模的关系，税收与人口的关系，扭曲经济下的政策问题等等。如果单看他的研究领域，会发现很多是政策导向方面的问题，但莫里斯教

8、授得出的结果的确完全是理论性的，触到了问题的最深层，而且很深奥，很数理化，没有一定的数理功夫难以读懂。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