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学基础书法教育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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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蒙学基础书法教育初探张祖斌序言：古代官学中的高等书法教育汉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体系。汉字书写的另一种境界——书法（日本称“书道”），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知识结构以文科为主，科技知识所占例甚微。先秦至清，学校的教育内容大部分为经、诗、书等，“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再者，宋以前，尚未发明雕板印刷术，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写手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自隋唐设科举以来，考生书法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因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也蔚为大观。古代书法教育大至可从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家传、师授这三个方面去探讨。而官学中的书法教育

2、是历史正统、时代主流，我们有必要对基有大致的了解、归纳。中国古代，书法教育起源很早，至少从商代起，书法教育内容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书”，即识字与写字。至秦，李斯创玉箸小篆颁行天下，统一六国文字。从中央到地方，皆以李斯“玉箸篆”为法则，由官方培养刀笔吏。汉初，“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许慎《说文解字序》)学童自小学习文字之学，接受识字与书写教育，到17岁以上成人可以处事时，始可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官员书写不合法度，是要受到严厉处罚的。西

3、汉的高等学府——太学，虽只授经学，但书法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至东汉因经学教育的需要，蔡邕受命手书的石碑——《熹平经石》立于太学，它是我国古代由政府颁发的第一部书法范本，它提高了书法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的地位，并为后世书学的确立起了铺垫作用。灵帝时，创鸿都门学，更从艺术的角度提高了书法在教育中的地位。至魏，正始年间，为继承汉之传统，以古文、篆、隶三种书体刻石经立于太学，史称“三体石经”。此时，正书（楷书）、行书、草书地位蒸蒸日上，太学“设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两晋时期，草、楷、行诸体日渐发展、成熟与普及。至东晋，“二王”出，书法艺术创历史高

4、峰。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因佛教繁盛，大规模的佛经抄写更促进了书法教育的巨大发展。隋始行科举，初创书学，书法正式进入官方高等教育殿堂。当时“国子监设书算学，各置博士2人，助教2人，招收学生40人。”（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8页）至唐代，开国帝王实行了前所未有的兴教政策。由于文字自身的发展演变与周秦汉相去甚远，经书文字多谬，颜师古受命考定《五经》，著《五经定义》与《干禄字书》颁行天下。在稳定繁荣的太平盛世，在教育蓬勃发展时期，由锐情经术、酷爱书法的开明君主李世民最后完成了书学的建立与完备。书学，于唐代始，历宋、元、明、清，皆为中央官办高等学府

5、，专门从事正统、主流的书法教育。唐代东西两京皆设国子监，各设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书学是培养收法专门人才的专科学校。书学排在算学与律学之前，可见其地位不算低。入学资格在于学生家庭官阶和门荫地位。书学教师“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助教一人”，也有法定的内容，“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馀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唐六典》卷二十一）。地方上的府学、州学、以及县学，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从贡举的科目设置以及“若有乡闾无景行及书判全弱，选教纵深，亦不在送限”的举选规定来分析，书法也与中央一级的学

6、校一样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第50页）。大唐皇帝李世民崇王羲之书，尚“楷法遒美”，故唐代楷书名家辈出，创书法史楷书之高峰。宋三百年，朝庭重文轻武，教育考试制度也更加完备，书法教育也相应得到提升。在国子监设立书学，配备书博士一名，宋真宗赵恒曾亲自到为臣下及贵族子弟教授书法，世所末闻。宋徽宗又设书艺所，据宋史记载：“书学生，习篆、隶（楷）、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

7、体为法，考书之等，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体者为中，方而不能圆，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而均其可观为下。”这一课程设置，兼顾了“文化课”与“专业课”，应是较为合理，要求也是较高。（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第230页））宋代这种书法教育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元代的官方文字是“八思巴字”，汉文化受到一定冲击。为了笼络汉臣与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元廷创办国子监（另有蒙古国子监、回回国子监），下辖国子学，请汉臣传授儒家经典，鼓励皇族子弟学习书法，在国子监内，教师与学生很重

8、视书法教育的。大书家赵孟兆页深得元世祖恩宠，君臣皆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形成了队伍宠大的赵派书家群。明开国皇帝朱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