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悲剧美学视角下《咏怀诗》的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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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悲剧美学视角下《咏怀诗》的审美意蕴王磊（安徽行政学院安徽经济管理学院，合肥，230059）内容摘要：阮籍“忧生之嗟”透露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不能深刻理解和解读阮籍的悲剧意识，是导致阮籍接受史上出现阐释混乱的主要原因。阮籍的“忧生”将对人生的苦痛悲怨的情感直接升华为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这种体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非常独特性的经验，所以显得陌生而难以阐读。关键词：咏怀诗；阮籍；悲剧意识；审美风格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人的觉醒”的时代新意在阮籍身上究竟体现在哪里呢？笔者以为阮籍著作的时代性意义并不在于他的《大人先生传》，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阮籍的《大人先生传》虽然把一个不同

2、于传统儒家的“人的形象”推到了历史前台，也同时注入了一些时代新意，但他的“大人先生”基本上只是庄子的“真人”、“至人”、“神人”形象的翻版。然而在《咏怀诗》中，那些对生命、命运、人生的焦灼性体验所透露出的浓厚的人生悲剧意识才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甚至为中国审美文化史所罕见。人生的“悲”意识并不是阮籍的发明，《古诗十九首》“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1，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然而阮籍《咏怀诗》的不同之处正在于：在他的人生之“悲”的背后所深藏着的悲剧意识是前所未有的，并且也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这种人生之悲剧性意识使他的诗歌艺术具有了罕见的历史厚度和深厚的精神意

3、蕴。一、“忧生”与“忧世”：《咏怀诗》主题辩说明陈德文说：“咏怀八十二首者，岂数极阳九而作耶？意微旨远，见于命题，志士发奋之所作为。读籍诗者，其知忧患乎？”[2]207浓厚的“忧患意识”是阮籍《咏怀诗》的突出特征，这已成共识。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3]207唐李善注引颜延之陈伯君认为此注是李善本人的话，但从钟嵘“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的话来看，钟嵘是有可能看到过颜延之或许说过类似“志在刺讥……难以情测”的话。若此点能成立，那么虽然李善在《文选注》中未直接注明为颜延之的原话，但也难以排除是李善对颜延之话的直接引用。的另一句话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

4、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测。”[4]322。作为《咏怀诗》的“第一读者”，颜延之虽然承认《咏怀诗》的主题很隐晦，但他仍然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两种观点。“刺讥”即“刺世”，表达的当然就是“忧世”情怀。但阮籍的忧患对象究竟是“忧生”还是“忧世”“忧生”与“忧世”的不同，阐述较透彻的近年来有陶东风等《为生命忧与替社会悲——阮籍《咏怀》与陈子昂《感遇》比较分析》一文，载于《社会科学》1985年第9期。但陶文的着力点在比较阮籍的《咏怀》与陈子昂的《感遇》，基本上未涉及《咏怀诗》的不同主旨之争。？还是二者并重？这引起了

5、后人的猜测而众说纷纭。比颜延之稍晚的钟嵘说“晉步兵阮籍其源出於《小雅》”[5]16。《小雅》的主题据司马迁说是“怨诽而不乱”（《史记•屈原列传》），“怨”显然与“忧生”相通，而“诽”就是“刺讥”的意思。钟嵘基本延续了颜延之的看法，例如他也突出强调了颜延之认为阮诗“难以情测”的警告：“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6]16刘勰也以一句“阮旨遥深”而避开了对《咏怀诗》主题的阐释。唐以前包括李善，对阮诗刺世、忧世的内容，基本上停留在讽刺一般世情的认知上，如李善说：“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7]207并没有直接把它和司马氏篡魏联系起来。但唐以后，自“五

6、臣”（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开始，人们对《咏怀诗》意旨的解读却越来越大胆了。“五臣”一方面出于个人目的，另一方面承继汉儒传诗的传统，对咏怀诗的解读多加附会穿凿。他们不顾颜延之“难以情测”的警告，非常明确而轻率地把阮诗的主题和司马氏篡魏连在一起，由此把阮籍树立成了一个忠于魏室的大忠臣形象。后世则随着封建专制的日益加强，忠君思想越发严重，学者们从“愤怀禅代”的角度对《咏怀诗》作政治解读也就成理所当然的了。明清时则有刘履、蒋师爚、何焯、陈沆、曾国藩等比较典型。如陈伯君说：“黄凯先生谓颜沈以后之解阮诗者，‘类皆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实则尚有甚于此者。”[8]211并且认为何

7、焯“虽言咏怀诗‘其词旨难以直寻，若篇篇附会，又失之矣’，而其本人则附会之处随在可见。”[9]219由此可见，由汉儒“传诗”所形成的政治的、道德的阐读方式已经成了我们民族心理中一种内在的“读解习惯”和僵固化的思维模式了如果一定要对阮籍的文本作政治解读，我们也只能找到阮籍思想中由庄学理论所内在推演出的“无君”主张，当然它还不可能达到后期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那样的思想高度，但毕竟与忠君思想是有很大距离的。顾炎武说：“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