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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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湖南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和主帅，他对后代产生过广泛持久的影响。沈从文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对乡土有着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正是这种“乡下人”的眼光和身份体认使他对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有了深切的领悟，同时也正是因“乡下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既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从政治的角度来反映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没有像“海派”文人那样从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都市生活的五彩斑斓。

2、他采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入手，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级阶段后所显示的全部丑陋之处，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的作品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位作家比起别人来，似乎有更为持久的努力和较大的发展，直到他搁笔之前，不停地向中国现代文学输送他的偏僻家乡的人物，那里生活的形与色、风物、习俗和民间文学的宝藏。谈到现代乡土小说作家的乡恋心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次就是沈从文了。在现代作家中，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表示过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的作家不在

3、少数，但像沈从文这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沈从文这样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灵魂的文化倾向的形式，源于他对乡村、都市的不同理解。沈从文生活创作时的中国都会，几乎无一不表现出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骨髓深处仍是沿袭着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张惶失措地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沉靡的西方商业文化。沈从文悟到了造成如此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于是，沈依了自己心情的导引，去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去营造那片“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的心理上的乡村圣土。这“乡土”体现

4、着沈从文对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与执着。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其作品具有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汪曾祺是“文革”中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而且是最早致力于市井乡土小说创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曾师从沈从文学习写作。汪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

5、1］（PP237~238）。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汪曾祺小说还流溢出多种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此外汪曾祺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喟叹。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汪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在文学与艺

6、术研究上颇有建树。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其实，汪曾祺同沈从文一样，注重语言文体建设，如他所说，“我大概是文体家”。二沈从文、汪曾祺两人对于故乡感情的差异造成两人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带来的是激情和感伤，而他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也正因为他对“这一现代社会”的领悟，使得生活于都市的沈从文，这颗不屈的湘西灵魂，在对乡村灵魂的赞美中，呼唤张扬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以此超度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迷途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与

7、伦理道德的再造。有别于沈从文，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地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结构的体现上各有千秋。沈从文的小说题材非常广博，结构上却能做到不雷同。更有甚者，沈从文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可见其组织的巧妙。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像《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老妇尸体；《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牛》那篇中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等。全

8、篇文章得这样一结，就给人出乎意料的感觉、愉快的惊奇。同时，沈从文小说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另外，他在遣词造句这方面表现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如“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汪曾祺的小说结构随便、散漫，看似信马由缰，了无拘束。他的小说里很大一部分只取一人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