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枉法司法成本性价比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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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惩治枉法的司法成本性价比有优势惩治枉法的司法成本性价比有优势(2013-02-0612:58:24)惩治枉法与惩治贪污相比，笔者认为惩治枉法的成本低效果大，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法治的进步，管理就需要成本，在腐败形成过程当中贪污和枉法是相伴而生的，我们到底从贪污受贿入手还是从枉法开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当是管理成本，其中的司法成本不能忽视，因为以中国这样的大国，司法腐败监察人员也可以权力寻租的，国家管理成本随着国家规模的增大是非线性高速增长的，成本因素才是核心因素。1、中国历史上的枉法罪名重于贪污对于枉法的处理中

2、国古代是与现代不同的，中国历史上的枉法不单是枉法罪名，涉及多个非常重的罪名，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A、枉法涉嫌欺君之罪稍有中国历史常识者都知道欺君之罪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古代皇帝的旨意就是法，法也是通过皇帝的旨意颁布的，下面的官员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旨意去做，或者做事违反了，则不但是自己的性命难保，还会株连家人，但就是这样的重罪，还有胥吏作怪、使得令不出宫门的情况产生，而现在中国地方官员违反中央的精神，只是普通的违纪，连违法都不算，就算是违反了法律，只要是集体领导也就没有事情了，枉法罪是个人犯罪，无关集体。B、渎职与大不敬罪在古

3、代大不敬之罪也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这个罪名里面很多情况是不奉征召等不作为，这个不作为与现在的渎职很类似。另外在古代还有一个失察罪，没有发现下属的犯罪枉法行为也要承担罪名，这个罪也与渎职有关，如果是关于国家和皇帝的重大职责的不作为就是大不敬，一般的不作为可能就是失察等罪名了，中国古代针对枉法的罪名是很重的。C、历史上贪赃更像财产来源不明罪历史上查抄罪官财产的是不区分合法与非法财产的，是彻底的抄家，如果真的是贪污所得，则要如抓贼抓赃一样找到具体的贪污财物，如果发现大量财产与其身份下的合法收入不符，就认为是贪赃。在这里这些贪赃的性质实际

4、上是相当于今天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具体的枉法行径则要按照欺君、大不敬等罪名论处，其他的陋规所得平时是灰色收入，大家都有陋规收入法不责众，但是在抄家的时候会有一个总清算的，因此官员要时时小心，这也是古代以禄养廉的具体作法。D、古今法治的不同很多人说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法律状态是认识不足的，历史上不是没有法，而是严刑峻法，从隋朝的《开皇律》到清朝的《大清律例》，不但严刑峻法而且还是有条件的案例法，很多案例是可以被援引的。中国古代的人治体现在法的不独立和随意性，法制低于皇帝的意志，允许皇帝的意志对法律进行多维度的解读

5、，所以说是人治。古代的枉法包含违拗皇帝的意思，但皇帝的旨意一般是执行比较到位的，而现在枉法的问题是有法但就是执行不下去，不能执行到位和扭曲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官吏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解读和执行法律，这样的状态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国的社会发展会比历史上的问题更多，因此保障法律的执行到位，从严惩治枉法就成了当务之急。2、枉法证据相对明晰对于反腐败到底从哪里入手的问题，还要特别关注证据取得的难易程度。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在司法实践中是越来越讲证据了，而且我们的新《刑法》也越来越强调无罪推定和不单单依靠口供为证据。在证据获取难易

6、程度方面，惩处枉法取证与贪污取证存在的难易差别判若云泥。贪污受贿经常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在调查取证非常依赖当事人的举报和纪检部门的非常手段，而对于当事人的举报也不可能逐一调查，因为当事人恶意举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像文革时期怀疑一切的“八分钱、查半年”的做法会极大地挫伤好同志的积极性。因此对于贪污受贿的线索查与不查，基本上是基于纪检部门的主观判断，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也是引发老百姓不满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我们纪检部门的一些特殊程序和手段，也成为外来势力指责中国的口实。可以设想，老百姓作为贪腐案件的当事者控告贪官，当然知道对方就是罪

7、犯，但是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是不能单方面完全采信举报人的，如果不这样就会诬告横行，但是你拿不到更多的证据无法追诉的时候，老百姓就会极度的不满并且对于政府失去信任，就如轰动一时的“戴套不算强奸”案，如果戴了安全套没有精斑等实物证据，疑罪从无的法理下你能够仅仅凭借举报人单方面的举报就抓人吗？如果这样的规则成立那么就变成有罪推定了。在同样的证据条件之下，惩治枉法就容易多了，直接比对官员的做法与法律规定，只要与法律和政策规定不符，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没有了枉法也就难以贪污受贿，这样取证和定罪都变得简单了，尤其对于有权力调取保密文件的

8、司法、纪检、监察等部门，把官员的各种行政举措和文件执行处理过程，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到充足的证据了，在罪行法定和无罪推定的情况下，惩治犯罪就变得容易可行了。尤其是行政诉讼要求的举证倒置，官员需要时刻有能力证明自己决定的政府行政行为合法，惩治枉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