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学对二程史学思想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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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学对二程史学思想的影响摘要：二程是历史上有名的理学家，其理学思想是宋明理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学对二程的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二程的史学思想在北宋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试从理学与二程的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入手，进而分析二程对历代治乱兴衰以及历史人物的看法，以探究理学思想对史学思想的影响。关键词：二程；理学思想；历史观；道德二程对于历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二程终究以理学家而闻名并非以史学家名垂千古，究其原因在于二程对于理学与史学关系的处理。二程认为史学是附属于理学的，“把史学作为穷理的一个途径，‘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作

2、为获得‘理’的认识三个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史学是‘格物穷理’的‘格物’手段之一。”[1]在二程看来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从关系上来说史学是辅助理学的，从学术系统上来说史学是理学的一个分支。二程认为史学任务并不是察历代兴衰为治国所用而是为了“格物穷理”，因此二程对于历史的见解也必然有着独特之处。1.二程对时代治乱的评价对于一个时代的治乱评价是中国史学中常见的问题，历史上所谓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便是在这样问题中诞生的名词。二程对于时代治乱的评价摆脱了一些史学家歌功颂德的弊病，但是二程对时代治乱的评价却是单纯以道德为出发点的，目的在

3、于为理学服务。《程氏遗书》中有这一样的一段记载“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年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二程对于唐朝的评价是从伦理纲常的角度出发的，像玄武门之变、武则天代唐立周、肃宗灵武继位这些事却是在道德上有一些缺陷，但是从这些就得出“唐只是‘万目举’，而‘本朝大纲甚正’”[1]的结论未免有些太不客观了。唐代的国力之盛是两宋远远不能及的，领域之广在整个中国古代也是极少见的。但是这些通通不是二程所关注的，仅仅把视角放在了伦理纲常上。历代史学家对“贞观之治”的评价确实对李世民时代有过分的拔高。李世民时期全国的户口数不过

4、380万远比不上隋大业年间的890万，当时的社会矛盾也是很尖锐的，而且李世民的勤政也不是始终如一的。[2]同样是对“贞观之治”盛世的驳斥，二程的角度并非从国家百姓的生活水平方面出发，而是把对一个时代治乱的评价着眼于帝王的个人道德。从多角度看待历史是应该的，但仅仅凭帝王的个人道德并不能肯定或否定一个时代。崇祯帝从个人道德上来说是值得赞叹的，史书记载：“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3]然而明朝正是崇祯帝时期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命运。我们可以说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但我们并能说崇祯帝时期的天下是治世。e二程的探究史学归宿在于

5、理学，以帝王道德为评价时代的标准符合了理学中道德至上的观念，但是也正因如此二程历史观念显得过于主观。1.二程对朝代盛衰的看法二程对于朝代的盛衰的看法是与众不同的，二程确实能够客观地看待朝代的盛衰。《程氏粹言》中这样说道：“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时之盛衰，有一月之盛衰，有一辰之盛衰。一国有几家，一家有几人，其荣枯休戚未有同者，阴阳消长，气之不齐，理之常也。”朝代的盛衰是很平常的，没有长久不衰的。用理气观点认识朝代的盛衰打破了“万世太平”的神话，从这一点看二程的认识是客观的。这样的推理过程具有一定的哲学高度，在这里二程将哲学的思维运用到了历史认识

6、当中。“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有阳，有善有恶”这样的认识就显得更加具有辩证的思维了。“没有纯粹的治世、盛世，也没有纯粹的乱世，衰世”[1]这样的历史认识不是一味的赞扬所谓的盛世，也不会一味的贬低一个乱世。这样的论述在《程氏遗书》当中是相当多的：“冬至一阳生，却须斗寒，正如欲晓反而暗也，阴阳之际，亦不可不相接。”不管在这个问题上是由史学进入了理学还是由理学进入了史学，二程的这样历史认识是相当专业的。绝对清明的时代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见识首先让历史观念很客观，其次使自己的史学职业道德很高。这样的论断符合史学的精神所在。在对于造成治乱原因上，二程的

7、认识则再次运用道德理论进行分析，《程氏遗书》中这样的说道：“君子小人之气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则治，六分小人则乱。七分君子则大治，七分小人则大乱。如是则尧舜之世不能无小人。”对于“君子”与“小人”的存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还是像上面一样客观。“君子”与“小人”对于时代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任何一项好的政策让道德败坏的人去执行，那么政策也会失去本意。当时的熙宁变法恰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恰恰是因为王安石的用人不当导致了民怨四起、民不聊生。正如《程氏遗书》中程颐所说“善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君子”是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

8、，但是“小人”往往是谋私利，为了私利他们可以危害百姓，甚至投敌卖国。二程这样的观点说明了道德在治乱中的的重要性，虽然从学术系统上来说把史学作为理学的一个附庸，但是二程对于治乱原因上的认识是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