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叙事研究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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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伦理-叙事研究模式初探    ——以小说《连环套》的个案分析为例（EthicalNarratology:ACasefromaContemporaryChineseWriterofNovels）龚刚    [提要]文艺作品只要关涉人的生存，就必然会或隐或显地呈现某种伦理秩序，哪怕是刻意追求“零度叙事”的小说也难以逃脱这一宿命。而由伦理秩序所赋予每一个叙事者的伦理意识也会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他的叙事。伦理秩序、伦理意识和文学叙事的这种内在联系无疑为文艺伦理研究的“合法性”提供了切实依据，并提示着文艺伦理研究的新路径，也即“伦理-叙事研究”,或称“伦理叙事学”。“

2、伦理叙事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领域的“叙事伦理学”,其研究重心在叙事学而不是伦理学,它也不是伦理之维和叙事之维的简单迭加，而是聚焦于伦理与叙事的互动关系。本文在纲要性地探讨伦理-叙事研究框架的前提下,有意选择以“零度叙事”为特征的“新写实”小说《连环套》（刘恒）为分析对象,借以验证伦理-叙事研究模式的有效性。关键词:文艺伦理研究伦理-叙事研究新写实小说一、文艺伦理研究的新思维    对文艺作品的伦理-道德考量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艺研究模式。由于这种研究模式在某些特殊时期往往会流于道德说教，并以伦理-道德标准替代美学标准，因此容易招致人们的反感。不过，文艺伦理

3、研究虽然因上述极端倾向而一度声名狼藉，其学术“合法性”却不能因此而被抹杀，任何对此类研究的死刑宣告都有以一种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的嫌疑。这就好比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把文学政治化固然荒谬，但彻底割裂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则同样不可取。已故美国学者布鲁姆（AllenBloom）从政治哲学视角对莎翁剧本所作的极具启示性的分析，足以为文学的政治诠释恢复名誉并提示一种文艺研究的新路径。参阅[美]布鲁姆著、秦露等译《巨人与侏儒》第三部分“政治、诗和莎士比亚”，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人是群居动物，也确乎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生存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任何个体都

4、无法逃脱各种秩序的规约。伦理秩序就是其中之一。“忠孝节义”是传统伦理秩序的经典表达和美德诉求，它们分别指涉着个人与国家（或国家权威的代表）之间、血亲之间、两性之间、朋辈之间的伦理秩序。金克木认为，莎剧《麦克白》、《李尔王》所写的是“忠和孝的反面”，14“《哈姆莱特》也有孝的问题”。金克木《文化卮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P381-382。在我看来，《哈姆莱特》还涉及到“义”的问题，《奥赛罗》则分明是关于两性伦理及“贞节”美德的叙事。莎翁四大悲剧的伦理内涵表明，“忠孝节义”不仅仅是传统中国的伦理秩序的表达，它同样适用于西方的传统社会。    自“五四

5、”以来，“忠孝节义”的道德内涵早已经受了现代性的洗礼，但人们的伦理身位依然受制于传统的关系范畴。例如，血亲和两性伦理就一如既往地缠绕着现代人的灵魂和生存。对普通人而言，目前新兴的生态伦理、全球伦理等指向新的关系范畴的伦理问题，还远不是一个切身的话题。    由于人自古而然地生活在伦理秩序之中，因此，文艺作品只要关涉人的生存，就必然会或隐或显地呈现某种伦理秩序，哪怕是刻意追求“零度叙事”的小说也难以逃脱这一宿命。此外，由伦理秩序所赋予每一个叙事者的伦理意识也会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影响着他的叙事，就算他竭力避免伦理意识的干预也无计于事，比如，从刘震云“一地鸡毛

6、”的冷漠叙事中，读者依然可以读出他对两性伦理的体认：夫妻间的忠诚在琐碎沉闷的日常生活中只是一种苍白的摆设而已。    伦理秩序、伦理意识和文学叙事的这种宿命般的联系无疑为文艺伦理研究的“合法性”提供了切实依据，也开启了文艺伦理研究的新思维,并提示着一种文艺伦理研究的新路径，笔者称之为“伦理-叙事研究”.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研究模式也许可以拓展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伦理叙事学。“伦理叙事学”这一名目容易和西方新兴的伦理学分支——“叙事伦理学”（NarrativeEthics）相混淆。刘小枫可能是最早向汉语学界引介“叙事伦理学”的学者，他认为，伦理学有两种取

7、向，一种是“理性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是探究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从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符合这些理则。而另一种伦理学就是“叙事伦理学”。叙事伦理学不探究一般的伦理法则，而是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生命的感觉，和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刘小枫《沉重的肉身》引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刘小枫对伦理学的二分法显然有别于常见的把伦理学区分为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描述伦理学的三分法,这种二分法能否为学界接受，目前还不好下结论。刘小枫对“叙事伦理学”的定位虽有自己的发挥，但和原命题的题旨

8、还是基本吻合的。很明显，“叙事伦理学”这一模式研究的核心特征就是“讲故事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