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修辞论说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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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文献先秦修辞论说略曾毅平提  要  先秦时期是我国修辞理论的发端期。先秦修辞论内容广博，“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是其纲领性观点。它强调以内容为核心，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言过其实；往往用社会功利来评价修辞效果；表现出较强的实践性，如重功利、重实用、重语境、重口语等。关键词  先秦修辞文质关系价值取向实践性　　先秦时期是我国修辞理论的发端期。虽然没有系统的专著专文，但零珠碎玉隐于经传史籍之中，细加剔择梳理，也可握其要旨。　　先秦修辞论内容广博。“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是其纲领性观点。在此观点统

2、帅之下，各论家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有意无意表达出各自的修辞观，内容涉及修辞的原则、目的、性质、语体、风格、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诸多方面。现代修辞学的大部分理论领域，我们都可在先秦修辞论中找到它的源头。当然，这些内容当时不可能有科学的分类命名，但我们仍可于混沌一片中把握出各自的脉息。本文拟就文质关系、修辞效果的价值取向、修辞的实践性三方面对先秦修辞论作期刊文献一梳理。一．文质关系上的“辞达”观　　强调以内容为核心，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主张文质相宜，言语得体，极力反对言过其实之辞，这是先秦修辞论家在文质关系上的一致倾

3、向。　　语言是思想情感的载体，先秦修辞论主张“言之有物”，要求“修辞立其诚”。《左传•昭公元年》说“言之有物”，这里的“物”，王伯祥注曰：“物，类也，言以知物，察言以知祸福之类也”。言语反映出祸福之类，亦即表达了一定的思想内容。这一观点表明先秦时期对语言交际工具的属性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周易•家人》提出“君子以言有物”即是根据语言交际工具的属性，提出的基本要求。修辞不能仅仅停留在“知物”的程度上，而要深入一步确立真实的思想感情，所以《周易•乾》明确提出“修辞立其诚”这一纲领性观点。这里的“修辞”后世一般

4、理解为修饰文辞，“诚”即是真实的思想感情。“立其诚”既是修辞的目的，也是修辞的要求，他确立了真实的思想感情即内容的决定性地位。　　在言之有物的前提下，形式与内容即“文”与“质”结合的程度如何呢？孔子明确提出“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的主张。然而，何谓“达”，后世的理解并不一致。主要分歧在要不要文采上。如宋代司马光认为“辞达”是“明其足以通意”即可，不必“华藻宏辩”（《答孔文仲司户书》）。苏轼则大不以为然，他以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方为“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可胜用矣”（《答

5、谢民师书》）。他主张辞达并非要排斥文采。孰是孰非，我们要根据孔子的一贯主张，佐以孔子本人的言语实践加以判断。　　《礼记•表记》记载，“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孔颖达解释这话是“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这里讲的“情貌”、“信实”即指言语要表达的“诚”，要达到“诚”，言语形式上便要“和顺美巧”。可见，孔子是旗帜鲜明地主张要有文采的。谈到言语运用时，《春秋左传》也记载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话（《襄公二十五年》）。这说明孔子主张文采是有其一贯性的。事实上，他的这一主张也贯穿到了语言实践当中，

6、综观《论语》，排比、比喻、对偶等等积极修辞手法比比皆是。《论语•宪问》篇中，孔子还介绍了外交辞令的制作：有人起草、有人研究评论、有人修改润色。由此可见，孔子主张文采，并不是一时一地的偶发之论。　　孔子主张“情欲信、辞欲巧”的同时，也说过“巧言乱德”（《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的话，似乎自相矛盾，其实前者指的是“美巧”，而后者指的是花言巧语、夸饰浮华之辞。这正如孔颖达所指出，美巧之辞“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可见，两者并不矛盾。　　由“美巧”之辞到“巧言乱德”，其间有个“度”的问题。如何

7、把握这个度，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质”“文”都是就语言形式而说的。“质”指明白质朴，而“文”指的是华美生动、富于文采；所谓“野”是指粗俗简陋，而“史”说的是华而不实，溺于文采。孔子认为“质”有余而“文”不足就显得“野”，而“文”有余“质”不足，便是“史”，只有“文质彬彬”方为“君子”。这种不“野”不“史”的辞达观，兼顾到了现代所说的“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更为可贵的是，它没有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从统一的角度提出了达意的原则。这同他“中庸

8、之道”的伦理哲学期刊文献观也是一致的。　　基于以上分析可见，孔子的辞达观是包含了“质朴”与“文采”在内的“辞达”。语言形式文质兼备，“能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方为“辞达”。　　孔子的“辞达”观，可以说代表了先秦时期文质关系的基本观点。孟、荀二子继承了儒家的文采观多有公认，自不必说。墨子的“重质”也是从崇尚实用出发，避免“卖椟还珠”式的以文害用的“重质”。在辩说当中，当人们赏其文而忘起用时，他主张“重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