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益边塞诗中建功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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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李益边塞诗中建功情怀李益（724~829），字君虞，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自九世祖李承起，迁居洛阳，世为山东大族，李益生于盛时，长于乱世。但倾心苦读，博览群书，大历四年于东都洛阳登进士第，六年帝制科讽谏主文释褐，授郑县主簿。但如同大多数唐代文人，科举之路并未给命运带来显著转机，于大历九年辞职，愤而从军，走上“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道路。先后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朔方节度使、幽州节度使、振武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幕府僚属。文宗太和元年以礼部尚书致仕，太和三年前后卒。有《李益集》《李君虞集》传世，今存诗一百四十

2、余首，《全唐诗》编为二卷。　　　　李益生于玄宗天宝七载戊子（748）。“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1]卒于文宗太和初“太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2]李益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九朝，见证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破败的百年沧桑。李益也是有唐一代出塞最久的边塞诗人，“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3]在外时间久，因此也是创作边塞诗最多的边塞诗人。显存其边塞诗多达五十多首，是其他创作边塞诗歌的世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李益现存的边塞诗内容丰富多彩，全面介绍了将士出塞

3、生活的每一细节，我们由此可以读到大唐生活的方方面面。　　　　《边思》中“腰垂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李益这个抱着对时代美好希望却又似乎被时代抛弃的落寞关西将家子，感慨着那次防御门关之秋的景象。再强大的军队阵容，再浩瀚的军队气势，似乎也掩不住中晚唐逐渐沉沦的光景。安史之乱乱了唐朝兴盛的景象，乱了军心，乱了民意，却兴盛了吐蕃的气势。挫败中的唐王朝不得不在金秋时节抽调大量兵力保卫京都，“高秋肥马，吐蕃数寇，唐岁调关东之兵屯京西以防之，谓之防秋。”[4]破败的唐王朝，仍旧是

4、利益为代表的少数有为青年志士心中的希望，看尽大唐的利益心中早已失了悲哀，渴望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他将自己的豪情壮志汇入诗中，虽是“防秋”，豪壮气象依旧。故俞陛云称赞此诗“在塞下诗中，别开格调。”[5]　　　　又如在《塞下曲》中“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此诗连用三个典故，伏波将军马援曾言“为保卫国家，宁愿马革裹尸而归”；定远侯班超为国家安定，尚不惧死；征西将军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使得敌人下马臣服。李益的真性情在此诗中暴露无遗，用几个典故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拯救国家的

5、美好意愿深深刻画在诗中，慷慨激昂，目空万物。李益就是这样，不拘泥于现状，不颓废于唐王朝的哀伤耻辱中。怀着对敌人斩尽杀绝的高昂志气，利益写下这首气势震天的《塞下曲》。　　　　《夜发军中》突如其来的夜战“边马枥上惊，雄剑匣中鸣。半夜军书至，匈奴寇六城。中坚分暗阵，太乙起神兵。出没风云合，苍黄豺虎争。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战事中多是夜晚来袭，沉沉夜幕，偶尔孤鸣，正是军队稍有倦怠之时。此时匈奴大举进攻，然而训练有素的边疆军人，从容有序，在紧张的战事中淡定自信，英勇抗敌。只是诗尾一句“缘赏不缘名”流露出极为现

6、实的思想，不再是盛唐时期的浪漫情怀，也不再有着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抹去了天真与单纯，更多的是时代赋予他的现实与理性。　　　　此时的李益，破别而不加隐晦的建功思想充斥着他的头脑。这种建功思想的目的甚者也在他的送别诗中有所体现，如《送柳判官赴振武》“边庭汉仪重，旌甲似云中。虏地山川壮，单于鼓角雄。关寒塞榆落，月白胡天风。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此诗少了败落的大唐给予诗人的颓败心情，多了些对友人的勉励，而诗末又是借勉励友人直抒自己对建功的渴望，慷慨霸气，志气昂扬。　　　　在他的《赴邠宁留别》中他写道“身承

7、汉飞将，束发即言兵。侠少何相问，从来事不平。黄云断朔吹，白雪拥沙城。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李益身承汉飞将，这种出身本就给了李益渴望建功的远大志向。在大唐诗中，建功和任侠往往密不可分，有了强烈的建功意识又会促使诗人任侠意识的高涨，李益只为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横戈会取名”。侠气在一个侧面不断击打着李益追求功名的内心，李益便将这种心情无限放大，“侠气五都少，矜功六郡良”。李益深谙“虎父无犬子”的道理，更何况他并不愿成为那孱弱的犬子，他的这种豪情壮志弥漫在他整体的诗歌创作中。尽显大气。许学夷曾表示“李益在

8、大历以后而其诗气格有类盛唐者，乃是其气质不同，非有意复古。”[6]　　　　“从先唐边塞的创作看，建功、任侠、报恩主题往往三位一体、密切联系，但李益的边塞诗除表现建功意识及豪侠义气外，似乎更强调报恩思想。”[7]建功的目的便是报恩，当一个人享受过国家恩泽，又阅尽其盛衰，他内心怎能不怀有浓浓的爱国情怀呢？况李益出身虎门，“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侠少豪情愈重，渴望以建功来报效大唐，如《再赴渭北使府留别》“结发逐鸣鼙，连兵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