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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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长孺师与吐鲁番文书[编者按]在中国史研究领域，隋唐史研究不仅大师辈出，成绩卓著；同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独到的治学经验，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治学方法，为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新东西。为了总结和继承这些宝贵的学术遗产，中国唐史学会、武汉大学三至六世纪研究所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举办了以“唐长孺、胡如雷先生与隋唐史”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在20世纪学术背景下，对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等三位隋唐史大家的史着、史识及治学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对于认真总结20世纪中国隋唐史的研究史，全面认识我国目前隋唐史研究的现状，关注当前这一领域里的各种热点问题，从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中汲取有益的启示，

2、积极推动隋唐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刊选登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五篇论文和一篇综述文章，以飨读者。[摘要]朱雷通过回顾唐长孺领导敦煌吐鲁番文书整理出版的整个过程，介绍了古代文献资料整理的特点和规律。张国刚认为，在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的宏观走向上，出现了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演变过程，而在这一变化过程中，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都做出了各自的探索。冻国栋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唐长孺在中古史研究方面的取得的突出成就，对唐长孺的治学理路和特点作出了准确概括。宁志新和黄正建侧重分析了胡如雷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并对这一治学方法做出了客观和科学的评价。孙继民

3、在20世纪学术史的背景下，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妁四个阶段分析和确认了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史学研究成就和他们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认为陈寅恪的特点是承旧启新，文化史现中国化；唐长孺是转旧趋新，唯物史观学术化；胡如雷是弃旧开新，古史形态理论化。[关键词]古代文献资料整理；阶级与阶层分析方法；文化史观中国化；唯物史观学术化在回顾唐长孺师毕生学术贡献时，就不能不提到在他倡议并领导下，历时十三年才完成的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唐师对吐鲁番文书的接触，据我所知，早年是通过王树楠的《新疆访古录》、金祖同的《流沙遗珍》等。新中国成立后，除了黄文弼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文物》杂志20世纪60年

4、代后所刊载的少量发掘简报，还有沙知先生利用出土文书研究有关契券制度的文章，以及所能见到的日本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更集中地看到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的论着是在1962年。唐师嘱人由香港购回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所编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两册，其中除引用敦煌文书外，还比较完整地引用了“大谷文书”。利用吐鲁番文书研究唐史中的某些问题，此时已引起了唐师的关注，只是由于“左”的干扰，特别是唐师于1964年去北京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一去十年，直到1974年夏才完成，因而耽搁了下来。1973年夏，为了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时任中共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支部书记的彭神保提出一个点子：为编写教

5、材外出搜集考古材料。当时，居然得到校方同意，随即拟出路线图：洛阳——西安(包括周围诸县)——天水麦积山——兰州——新疆——敦煌——大同。于当年10月初成行，12月中旬由兰州赶到乌鲁木齐。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院展览厅中，看到了数件文书。在此期间，也看到了当年出版的11期《文物》杂志，其上有多篇新疆同人利用文书撰写的论文。接着又得到新疆博物院的热情介绍，使我们大开眼界，异常兴奋和激动。当时，彭神保提议给正在北京中华书局做校点工作的唐长孺师写信，介绍初步所见所闻。当年12月底到达敦煌千佛洞后，接到唐师的信，认为这批文书的价值，就在于在某些问题上，“将使唐史研究为之改观”。同时，提到已向国家文

6、物局领导王冶秋、刘仰峤建议整理这批出土文书，并获得同意。1974年元月中旬，我们赶到北京，向唐师作了汇报，并见到国家文物局领导，知道王冶秋决定由唐师主持，由新疆与武汉大学合作，文物出版社负责出资，开展整理工作。1974年春节后，唐师决定动身前，考虑到整理工作本身之需要，也考虑新疆方面文献资料的缺乏，故开出了一大批书目。这些图书既有基本史籍，也有内典；既有学术专着，也有工具书。除了向武汉大学校、系及研究室、图书资料室借用外，唐师的一套扬州版《全唐文》也装箱。又考虑到工作的特殊需要，还将在西安购得的一台旧式国产复印机一起运到新疆。而就在动身前夕，唐师一人被强留下来，要他去做他不愿做的事——“

7、评法批儒”。而其他能去的人，也因种种原因，一直拖到当年9月中旬才动身去乌鲁木齐。1975年4月底，唐师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带通晓英语、日语，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谭两宜先生和我去乌鲁木齐。唐师去了吐鲁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墓葬区，看到发现文书的古墓，也参观了交河、高吕两座古城，激动不已。但就在去南疆的库车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机挂带的斗车上，行走在路况极差的“机耕道”上，强烈的颠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医疗条件差，唐师不得不返回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