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的入與出：錢賓四先生與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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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問的入與出：錢賓四先生與理學

2、第1内容显示中　三、回應大時代的學術課題（一）明歷史之真相錢先生對於古今學術所「得力最深者」雖「莫如宋明儒」，在大陸淪陷以前卻很少從事有關理學方面的論著。這與錢先生一生所要處理的學術議題，有密切的關係：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1]「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這一問題，所涉及的範圍極廣大，本質

3、上非理學與辭章之學所能涵蓋。所以錢先生雖從古文學與義理之學入門，在學術的路向上卻逐漸轉而為囊括經、史、子、集的通人之學。錢先生自述其為學的過程係由古文學而理學、而經學、而子學；又因考訂《墨子》，而轉治清人考據之學；[2]最後「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3]並以史學為其學術的主要方向與歸宿。錢先生為學之過程既然如此，所以他對各家各派特別不存門戶之見，主張兼容並蓄，以成就更高的見識。[4]而其兼容並蓄的方法，則主要為一種無處不在的史學眼光。[5]錢先生天資高邁，興趣廣泛，所以能夠深入各家各派的學術。然而各家學問不免有種種衝突，若要兼取其長並得一通盤的認識，莫若各就其發生的原因、背景及其所

4、成就的意義乃至限制作一同情的瞭解，究明其間的關係，並分別存之。所以他「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並非偶然。此外，「中西文化孰得孰失」這一課題，基本上為一史學問題。當時一輩開風氣的學術界大師如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都專研中國學術思想與文化史，以解答有關議題。錢先生早年篤實地遍讀經、史、子、集四部要籍，年方逾弱冠卻遇上新文化邉樱瑢秱鹘y社會與文化大肆乃至濫肆批評。年輕而熱愛傳統文化的他，不禁大為古人抱不平：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6]余之為學孤陋寡聞，僅於鄉村小學中以教課之暇偶翻古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僅見時論於中國歷史傳統、先哲本

5、真多有不合，加以申辨，如是而已。何敢於學術思想上自樹己見，自唱新說。而於西方文化，中西異同，則更從不敢妄下一語，輕肆一筆。[7]「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必須以真相服人；明真相則有賴考據，所以錢先生早期最重要的文章，幾乎均屬考據性的歷史論文。[8]余英時先生曾在略敘錢先生之由文學、理學、經學、子學而考證學之後指出「清代經學專尚考證，所謂從古訓以明義理，以孔、孟還之孔孟，其實即是經學的史學化。所以錢先生的最後歸宿在史學。」[9]此說雖稍嫌簡略，然而清代考證學以明真相為目標，一轉而為清末民國以來之史學，實為順理成章。[10]錢先生雖從不趨時隨俗，然而他的學術路徑，卻自然反映了大時代的學術

6、課題與方向。錢先生的學問，本由傳統的四部之學入手，自此之後，乃轉而為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而後並擴大為通史的研究，其學術規模遠非理學傳統所限。（二）理學與學術思想文化史錢先生的史學植根於儒學中經史之學的大傳統，同時受到當代新史學與新學術史觀點的深刻影響，而出之以獨創的個人風格。[11]其學術淵源、特色與意義所涉極為深廣，非理學傳統所能範圍，亦非此處所能詳論。然而錢先生浸潤於理學在先，而後雖轉治史學，卻仍主張四部兼修的通人之學，故其史學依然深受理學的影響。錢先生溝通理學與史學，其關鍵在於繼承了從陽明學到浙東史學的學術史發展大方向。錢先生早年深好王學，他「治王學乃特從〈拔本

7、塞源〉之論得有領悟」[12]錢先生認為〈拔本塞源〉之論：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舉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貫之。既理想，又具體，實足懸為將來人類社會所永遠追求的一遠景。[13]又說：一、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個人方面，而此篇所論則擴大及於人類之全體。二、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內心方面，而此篇所論則擴大及於人生一切知識才能與事業。三、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人與人之相同處，而此篇所論則同時涉及人與人之相異處。四、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倫理問題的一部分，而此篇所論則同時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上。我在上章所舉的「事上磨練」，本亦是陽明晚年提出的口號。我想治王學者，應該把〈拔本塞

8、源論〉作為從事「事上磨練」之主要題目，那便不致把王學偏陷在個人的喜怒哀樂方寸之地，而僅求其無過，像南宋理學大盛時葉水心諸人之所譏了。[14]由「事上磨練」，致良知於事事物物進而深究「人生一切知識才能與事業」與「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關心人類全體的問題，且包容人與人的相異處，這的確是王學所揭示的偉大規模。繼承此意的則是黃梨洲的「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以及章實齋「浙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