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打假想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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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痛打假想敌我一直觉得，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文言文、八股文成了我们的假想敌和替罪羊，我们用它们发泄我们内心深处的仇恨，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并在这个基础上构造我们的意识形态景观。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替传统文化、文言文、八股文翻案，我也不否认它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而且我对它们也绝无好感可言。但这一切，都无法抹去我的印象：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文言王、八股文的确成了我们的假想敌和替罪羊。它们是如何成为假想敌和替罪羊的？这个过程揭示了怎样的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是否至今还在支配我们的想

2、像和行动？便是不得不问的问题。[2]一　　一切都起源于悲惨的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上许多巨大变革发生在战败之后一样，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都刻着“战败”二字。先是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帝国步步深入中土，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主权在一天天地丧失。随后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我们与日本人签下了城下之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民情大愤，“救亡图存”成为时代大潮。我们谦恭地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试图进行变法维新，结果以惨败告终。辛亥革命成功的喜悦，很快为反革命的复辟一扫而光，知识分子终于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

3、道理，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以思想革命奠定政治革命的根基。思想启蒙、文学革新，如同冲破闸门的洪流势不可挡。这时一切都具有了救亡图存的性质，带上了求医问药的特点，染上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色彩。在救亡图存的宏图大业面前，一切的一切都要在某些方面和在某种程度上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功用。这便是意识形态的三大作用。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文学艺术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的自身的“美悦作用”，而是取决于它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很好发挥意

4、识形态方面的功用，更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全部功用。曾经出使过日本、美国的维新派诗人黄遵宪，较早向国内介绍他在日本看到的“泰西之学”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西洋景，写过《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这虽然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引起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的重视，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没有发挥出多少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严复留学英国仅三年，就对英国的文化思想有了相当了解。甲午战败之后，他且写且译，著述颇丰。这些看上去零零碎碎，却暗藏了中国人近代以来迫切需要的意识形态——“科学”（科学主义）和“民主”（民主主

5、义）。相比之下，“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更为强大一些，它的解释功能、价值规范、行动取向在当时都是无与伦比的。进化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是批判复古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旗帜，也是维新派、革命派进行维新或推进革命的理论依据。在文学上，“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3]的文学进化论，贯穿在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等人的文学思想中。和严复一样，梁启超也是民主主义的倡导者。早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在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时就提出了“新民”说，认识到“欲新吾国，

6、当先新吾民”，“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　　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从海外输入的学术思想都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思想，目的都不在于探讨“学理”，而在于寻找救国的“真理”。由“学理”到“真理”，“学理”的“真理”化，恰恰是学术思想意识形态化最关键的一个步骤。从深层看，中国的启蒙主义者在不遗余力地瓦解旧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在倾尽全力地建设新意识形态——“破旧”和“立新”本来就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物之两面。我们不仅热衷于把西方的学理意识形态化，而且还把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如孔孟之道、宋明理学、明清朴学）进行了“非意识

7、形态化”的处理。如果说前者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理”，那么后者的目的则在于“揭穿谎言”。限于当时危机重重的社会局势，“揭穿谎言”的过程无疑也不具有学术探讨上的严密性：它把中国制度（国体）问题归结为中国政治（政体）问题，把中国政治问题归结为政治思想问题，把政治思想问题归结为古代政治思想问题（责备中国古代文化开不出民主之花），把古代政治思想问题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然后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标语口号，称之为“礼教”、“名教”、“三纲五常”，完全抛弃了

8、宋明理学中的形而上学等精密的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把一切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扣在儒家学说头上。这实际上是把儒家文化当成了假想敌和替罪羊，从而进行有效的思想统一、社会动员和大众控制。　　化约就是简化，而简化恰恰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它能用极其简明扼要的语言揭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