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民工维权的理性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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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民工维权的理性范式构建民工维权的理性范式——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思考彭鹏41322016（04级劳经硕）自上世纪末以来的近二十间,受制于人均耕地面积狭小以及农业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低下的成千上万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浪潮般涌入他们心中机会无限的城市,在建筑、纺织、勘探和环卫等诸多城市人不屑于从事的艰苦行业里,一如田间耕耘般的辛勤劳作,从而为人口流入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二十年来,这一群体恶劣的工作条件、低下的工资待遇以及遭人歧视和欺辱的生存状况,尽管得到心存良知的世人的关注,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同样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同样

2、是以工资为主要收入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者权益(劳权)尚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他们困惑于自己的阶级定位,认为合法的、理性的权利救济途径遥不可及,以至于用所谓的“跳楼秀”来以死抗争,以至于在温家宝总理亲自干预下他们面临的欠薪顽疾才能得以破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双方作为个别劳动关系的对立主体,各自的利益追求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双方之间的博弈范围不仅包括工资报酬,还有安全卫生、休息休假、社会保险以及民主参与等诸多方面.劳工个体因其自身经济、社会资源的相对匮乏,从而不具备与雇主进行对等抗衡的力量,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劳动者只有结成一个群体与雇主对抗,才能达成劳资对等博弈的动态均衡.[1]对于

3、农民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这一弱势群体而言,只有将他们纳入中国现行工会体制,针对该群体的特点,在不触动工会一元化的现行制度框架内,创造性的发挥工会维护劳工合法权益的作用,构建民工维权的理性范式和有效途径,使得农民工工会真正成为代表进城务工人员根本利益的组织.一、推进农民工工会建设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2]到目前为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总数已达到1.2亿,

4、超过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的总数,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成分.[3]这一庞大的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的群体,不能仅因其不拥有城市户口而遭到不允许参加和组建工会的不公平待遇.参加和组建工会权是作为集体劳权之一的团结权，获取团结权是农民工有效维权的基础，是劳资公平博弈的有力保障.团结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特定的结社权,即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为维护或扩张其劳动关系中的利益而组织团体的社会法上的权利.[4]这一权利具有生存权的性质,它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是确保孤立无援的劳动者个人与雇主对等抗衡、生存权得以实施的手段，从而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国际人权立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团结权也

5、是集体劳权实施的前提权利和基础权利，没有这一权利，其他权利，如集体谈判权和劳动争议权等就无法实施。[5]因此,为了建立农民工理性维权的长效机制，必须允许并引导他们自发的组织起来,摆脱个人孤立无援的状态。这不仅是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将农民工纳入现行工会体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是建设和谐型社会的内在要求。在现今这个风卷云涌的体制转型期，劳资矛盾和冲突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在因素，这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国劳动关系目标取向应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一体型向市场经济

6、条件下的利益协调型转变。农民工这一数以亿计的弱势群体，如果游离于劳资博弈理性的、合法的范式之外，而采用非常规、非理性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望，自由组建不为现行工会一元化体制所容的团体，那么构建利益协调型劳动关系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建设和谐型社会的理想也将成为遥遥无期的梦想。允许农民工参加和组建工会是降低劳动力商品交易的制度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必然要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是生产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或曰制度成本。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6]将这一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纳入工会法的保

7、护范围和制度框架，承认他们的工人阶级地位，给予他们维权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同时健全劳动法律法规，为维护农民工合法的劳动者权益作出完善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减少农民工与资方的非法、非理性的对抗行为，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劳动技能、文化素质和自身的归属感，有助于劳资双方的公平交易和有效沟通，有助于减少只有政府领导直接干预才能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发生频率，从而降低了劳资交易的制度成本，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了劳动关系调整和政府干预的效率及法制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