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筹城乡发展中寻求增收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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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统筹城乡发展中寻求增收新路金太元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农民的增收问题，中央涉农政策的重心经历了由“三增”到“三减”的演变过程。　　2000年以前，主要采取了“三增”政策：一是加快增加农业产量。针对农产品短缺问题，千方百计增加产量，农民收入随产量增加逐步提高，人均收入由1980年的235元增加到1992年的776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针对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出现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现象，1993年起国家连续3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价格增幅达40%，农民人均增收240元，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50元，首次实现两位数高增长。三是加大农业科技投入。进入上世

2、纪90年代后期，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约束日趋增大，依靠增加产量和提高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余地有限，农民收入连续多年徘徊不前，城乡收入比达：1，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水平，农业生产加大了依靠科技提质增效的力度，科技贡献率升至40%以上。　　进入世纪之交，限于农业内部的“三增”措施效能日渐弱化，国家推行了新的三项增收措施，即“三减”政策：一是努力增加非农收入，以减农促增收。主要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鼓励农民分工分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非农收入。到90年代末，农户非农收入已超过50%，纯农户降至60%.二是逐步加强支农保护，以减负促增收。针对城乡差距继续拉大的现实

3、，中央采取积极的减负政策，并对农民实行直补，至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越过3000元大关，实现第二次两位数高增长。三是实行反哺政策，以减支促增收。针对城乡福利不平等所导致的农民“增支减收”局面，中央加大反哺农业力度，加大农村公共服务投入，减轻农民社会负担，取得良好的“减支增收”效果。　　从“三增”到“三减”，反映了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性变化，也反映了我国农业政策的逐步完善过程，同时表明，以农村“内源型增长”为主导的传统增收模式已近极限，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中寻求增收新路。　　从农村内源型增长到统筹城乡发展，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农村内

4、部不能自然生成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必须靠工业化推动。只有变城乡分治为城乡统筹发展，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外力推动，才能加速推进农村现代化。也就是改变传统的一元增长模式，开辟多元发展途径，依靠城乡互动建设新农村，依靠外部协同支撑加速农村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城乡共同繁荣的新农村。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国家工业化进程，当工业足以支撑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有能力反哺农业的时候，农村全面发展就有了外部支撑条件，就有了现实需求与可能。新农村建设就是在这种新背景下提出来的。换言之，现阶段我国已经具备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能力。　　统筹城

5、乡发展，实质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它要求协调城乡利益关系。将从农业提取积累转为反哺农业，将农村服从城市转为城市支持农村，从城乡分治转为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市带动农村、农村促进城市发展的新型城乡关系。它要求实现公共服务体制的重大创新。公共资源由“城市倾斜”转为“倾斜农村”，加快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使农民享有公平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同城市职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与发展，建立和谐的工农关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它要求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别，使城乡共同走向现代化。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