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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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明代历史上,建文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以皇太孙身份即位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刚刚御极四载,便被叔父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取代。得位不正的朱棣想抹去建文朝史事,革除建文年号,不纂建文实录,造成了这一段史事的歪曲与空白。从明代中期开始,私家建文朝史籍的编纂已经成为了明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引言——编纂源起公元1402年,明燕王朱棣率领“靖难军”攻破南京城,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的江山。由于得位不正,再加上众多的建文朝臣忠于旧主,不肯附从新朝,致使朱棣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手段来巩固统治。方孝孺被杀

2、戮“十族”,株连门生故友;景清则遭到瓜蔓抄杀,攀延乡里百姓。朱棣继位,又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元年为洪武三十一年,并将此信息传布藩国。[1]在帝王的淫威下,血腥的氛围中,无人敢言“靖难”之事,建文朝史事则更是被“千钩百索,只字不留”,[2]当时的“文学柄用之臣”为了附和新主朱棣,又“自饰其非”,“为史,肆以丑言诋之。”[3]结果,不仅致使建文朝四年间“政令阙而不传”,而且造成了这段历史记述的严重失实。然而,专制君主的刑刀法剑却无法将历史事实斩断,建文朝史事的歪曲与空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宣德

3、、正统以来,明人的许多诗歌中就寄托了他们重写建文史的愿望。宣德间大学士杨士奇路过沛县,作诗悼念埋葬在那里的建文朝死事大臣颜伯玮,诗云:“千载河山遗县在,一门忠义史官知”[4];成化间泰和人伊直在黄观赞中写道:“孰记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则匿其名则声”[5];正德时,浦田人彭韶还做有“哀江南”一诗,叙述“靖难之役”中建文诸臣“鼎镬甘如蜜”的死难事迹,诗中提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扣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6],直接表达了他对永乐朝史臣歪曲史实,编造方孝孺叩头乞哀一事的义愤。不仅是诗歌中,明人的笔记,如

4、李贤《天顺日录》、王鏊《守溪笔记》、祝允明《野记》、叶盛《水东日记》中也留下了有关建文朝的史迹。还有一些有识之士不顾杀身之祸,撰写并保存了建文朝臣的史料。宣德中,建文死事大臣卓敬的门人黄翰光便编录了卓敬的年谱《卓忠贞年谱》。方孝孺的门人将他的文集私录成《侯城集》行世,仅此集就有天顺七年(1463)临海赵洪辑本,成化十六年(1480)太平谢铎辑本和正德十五年(1520)苏州顾璘辑本。览《千顷堂书目》文集类,我们发现许多建文朝臣的文集都得到了较好的保存,难怪距离建文朝二百多年后,张朝瑞于万历年间编著《忠节

5、录》时说:“逊志死节事至今二百年,人皆历历能言之”[7]。随着年代的久远和政策的宽松,人们开始尝试着触及政治敏感度很高的建文史事。弘治初年,礼部尚书杨守陈就大胆上奏:“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又说:“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8],提出了改正建文史的建议,可惜这道奏章因杨守陈病死没有上达。此后,南京人陈镐和福建人宋端仪又进行了撰写建文史的尝试,但均因故未果。到了正德中期,临江新淦人张芹才继宋端仪的《立闲斋录》,终于写成了明代第一部完整的建文史籍——建文朝人

6、物传记《备遗录》一卷[9],记载建文殉节诸臣,目录列出四十六人,其中有事实者二十人,无事实者二十六人。继此之后,续作纷出,新着叠现,其势如潮。促使人们编纂建文史籍的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国史(即实录)的失实,张萱认为“惟史失其职,故稗官虞初售其欺尔”所以“今记建文事无虑数十家”[10],钱谦益亦言:“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错出,莫可辩证。”[11]这与国史不彰,野史大盛的原因同出一辙,此处不再赘言。一是彰明忠义的心理使然。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难之多,死难之惨烈震动人心,张燧在“

7、革除死难之多”一条中记载说:“我国朝革除,虽南北交兵,原叔侄相代,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上自宰辅,下逮儒绅不具论,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异哉!此亘古所无也。”[12]这种人重名节,士惜廉耻的忠义事迹不仅感动着明代的史学家,也反过来促使他们挥笔汗青之端来表彰忠义。一是怀旧心理的使然,陶懋炳先生《李贽史论新探》的一段话颇能说明其中的因由,他认为明成祖以下诸帝都是成祖子孙,但是明后期国是日非,士大夫失望之余,同情怀念“靖难之役”中的失败者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的种种野史杂说纷至沓来,不迳而走

8、。[13]一是政策日益宽松的结果。实际上,明代官方对建文君臣的态度一直处于缓和之中。永乐皇帝死后,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立即释放了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和各功臣家为奴的建文家属,给还田土,宥为平民,而且明白地告诉群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于是“天下始敢称诸死义者为忠臣”[14]。天顺初,英宗复辟,又释放了被囚系五十余年的建文帝之子文圭。在这种宽松的的气氛下,弘治初年,杨守陈开始提出应补撰建文朝国史的愿望。此后,又不断有人为改正建文朝史事上疏,这些都促进了建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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