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科举制度对中国古籍编撰出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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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明代科举制度对中国古籍编撰出版的影响摘要：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科举制度，明朝也不例外。其科举制度对当时图书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促进明代图书事业的繁盛；二是科举制度引起的空疏学风导致当时学者对古书任意的删改。关键词：明代；科举制度；古籍；编撰出版；影响一个朝代的建立必会有一个朝代的规章制度，用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去控制浮动的人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明太祖在各个方面制定措施，在文化上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明朝的科举制度具体一点就是八股取士制度，这从侧面对当时图书事业有一定的影响。一、科举制

2、度促进图书的大量刊行朱元璋建国不久以后，就下诏令：“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今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立郡县皆立学。”（明黄佐《南雍志》卷一）规定在全国办国子监，各个县办学府，各个地方设儒学场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兴盛。图书编撰出版极盛，超出了以前任何时代，原因除了宋元留下来的先进印刷技术外，明朝自身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是更为重要的原因。两京十三省，都在刻书，“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己巳，除书籍田器税，民间逋负免征”①的推行，对书籍实行了编撰出版的全面解放。在明代，有官

3、刻、坊刻和私刻，官刻是官方刻的书，由司礼监管辖，官刻在明代极盛，清袁湉记载道：“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箸，无不盛行雕刻。”（《书隐丛说》）在当时有专门的图书编撰出版机构，如翰林院、国子监、司礼监、礼部、都察院等，出版的图书都是依据皇帝的旨意，出版大量的经史子集书目，目的只有一个：为统治阶级服务。如在洪武年间，官方出版儒家经典《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由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统治者把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这样，官方刻书出现所谓的“南监”和“北监”，北京虽然刻书，但不是很多，北监翻刻南监经书《

4、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明胡应麟记载说：“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诸方所集者，每一当越中三，纸贵故也。”②当时的北京别称为燕京，印书用南方纸，那时由于交通还欠发达，以致于书价高。胡应麟又说：“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阴历二月十二日传为百花生日）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澣五日，则徒于城隍庙中。”③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燕京为当时书籍的流通地。南京方面的刻书：成祖《为善阴骘》、《孝

5、顺事实》各十卷，皆御制序文，以赐诸王群臣，及国子监、天下学校。又命礼部自今科举取士，准《大诰》例，从《为善阴骘》内出题，此书遂为士子必读。”④成祖的这些出书考试律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的出版。毛晋作为明代刻书家兼藏书家，为了迎合政治的要求，也大量刻印经史之类，其一是为了畅销，其二是毛晋的母亲经常用“读尽经书”来激励毛晋学习。其三是钱谦益作为毛晋的老师，在经史这方面成效很大。由于这些文化环境的熏陶，毛晋对经史之书由衷喜爱，自然也就刻经史之类的书，而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空谈学风。由此可以看出，明统治者制定的文化政策，不仅促

6、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间接地对图书事业的繁荣兴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明代全国上下充满着刻书、藏书的社会风气。二、科举制度导致文人们乱改书目科举制度推动文人阅读书目，这样就间接地促进图书编撰出版业的繁荣。可是，在繁荣的背后，对图书内容上的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一）、科举制度导致空疏学风的形成朱元璋建国后制定的科举制度，主要分为乡试、会试、殿试，而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学体裁。八股文的要求是用儒家观点阐释《四书》、《五经》中的内容，有时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如果作注的话，必须运用朱熹的程朱理学作注，不允许自由发挥

7、；八股取士形式上要求用八个排偶句说话，实际上把学生的视野仅仅限制在儒学和程朱理学的范围内，实行用朱子与儒家思想统治有学之士，这种做法在明太祖时期就存在。明太祖时，收“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⑤明成祖推翻建文帝的统治后，修《太祖实录》，“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预纂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⑥这样，天下人既不通古，也不晓今，为以后士人的空疏学风埋下阴影。在明成祖时期，明成祖命解缙为总监，

8、姚广孝为监督者共同编修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后，又命胡广等人用儒家学说如《四书》、《五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