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评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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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是非非评浩然是是非非评浩然是是非非评浩然　　目前，对浩然及其作品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而且争论的实质已经从对他个人的评价扩展为对5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梳理与评价。争论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因在1994年完整的四部《金光大道》得以出版而引起。浩然在1970年2月开始动笔写《金光大道》，历经几年写完，共分四部，前两部在文革时出版，过了近20年后，《金光大道》才由京华出版社出齐。　　它这时出版引起的否定比肯定多得多。艾青在1994年10月2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一文说：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

2、的“路线斗争”。　　杨扬于1994年11月13日《文汇报》发表《痴迷与失误》一文中说：《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本书的“精粹”部分。假如浩然真正对社会生活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想他应看到中华民族的苦难与不幸。作为一位作家，竟连这种基本的历史感与艺术感都缺乏，实在让人怀疑浩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否还有诚意。《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是在为文革历史唱赞歌，否则，这部小说决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但也有反对以上批评的。张德祥在1995年

3、第4期《文艺争鸣》发表文章说：这些批评共同的特征是以“政治标准唯一”为价值标准，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应和”了极左政治，政治倾向性决定了你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如今已是90年代，这种陈旧的观念毕竟不能再决定作品的命运了，《金光大道》的重印和发行说明了历史的进步。　　第二阶段的争论是由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的一篇名为《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问记引起。这篇长文披露了浩然的几个惊人观点：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我想我是

4、一个奇迹，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　　这激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强烈反应。　　焦国标在1998年第6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了杂文《你应该写的是忏悔录》：浩然先生说，“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话说得跟农民的关系好像很铁，实际经不起推敲。农民1960年前后饿死成千上万，你浩然做到“农民饿死你饿死”没有？……农民遭遇的坏事没你的份儿，农民没碰上的好事你全碰上了，文革中和江青同看一场戏，同吃一桌饭，提名为文化部副部长，出入有直升机，生了病住北京三零一医院，你自封为“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你代表了农民什么？　　王彬彬在发表于《文学自由谈》1999年

5、第5期的《理解浩然》一文中说：像浩然这样的人，对邓小平时代是满腔怨恨的，而对毛泽东时代则深深地怀恋。与其说是怀恋那个时代，毋宁说是怀恋自己昔日的荣耀。他们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多是因为他们有着几代几代赤贫从而“根正苗红”的先天条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这些只会盲从于政治潮流而又一无所长的人，不再保有优越地位，他们当然会怨恨今天而留恋往昔……对于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浩然断断不能接受。——当然不能接受，十年文革，正是浩然的“本”呀！　　章明在1999年4月3日《今晚报》发表杂文《浩然的确是个“奇迹”》：浩然声称“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自己创作的激情，没有

6、人要求我这么写”，这话我最多只能信一半。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荣任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赴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你以超常的速度赶造出来的《西沙儿女》，究竟是歌颂谁的？　　袁良骏在1999年8月25日《中华读书报》以《“奇迹”浩然面面观》为题尖锐提出：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浩然年轻时，本来是个相当谦虚谨慎的作家，由一个只读过三年半小学的“准文盲”成长为专业作家，的确有点“奇迹”的味道。但奇迹不奇迹不能自封，只能由社会、读者评说。更何况，浩然自封“奇迹”主要含义是在炫耀他在文革

7、中的“成就”与“贡献”。这种自我吹嘘实际上是一种犯罪与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浩然成为他们的“御用文人”，这是不是犯罪？　　对这些夹杂着攻击的声音，北京市文联主席管桦指出：关于浩然的评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他的反映17年农村生活的作品；一个是关于文革时浩然的所谓“政治问题”。管桦在《名家》1999年第6期上发文指出：作品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等是脱离了生产实际水平，而浩然的作品根本没有这些，他写的是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我们今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是在当年搞互助合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