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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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史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和特点。以明代发展百余年为界，分前(洪武至正德朝)、后(嘉靖以后)两个时期来描述明代的史学状况是比较可行的，这种说法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正如德国学者傅吾康先生在其《明代的历史著述》一书中所指出的，“明代统治近300年，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其间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历史编纂学”，“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说，明朝最后100年的历史著述与最初100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质量和数量上”[1](P777)。而目前史学界对明代前期史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注：如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

2、史研究》1983年第4期)；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述论》(《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向燕南《史学与明初政治》(《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等。)，整体性的论述并不多见(注：综合性的研究文章主要为钱茂伟《明代前期史学特点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一文，该文从“理学笼罩史坛”、“当代史编撰衰弱不振”、“西洋史地学异军突起”、“反理学史学初露端倪”四个方面探讨了明代前期史学的特点。)，本文意在从政治影响、思想因素、修史制度等方面探讨明代前期史学衰落的原因及表现。　　明代前期即洪武至正德年间，史学仍很活跃，仍可看到一系列大规模的修史活动。洪武元年(1368)十

3、二月，太祖朱元璋的大军攻陷元大都，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驱进漠北，统治秩序刚刚确立，官方就立刻本着“国亡史存”的修史原则着手编修前朝正史——《元史》。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两开史局，神速地将210卷《元史》纂辑完毕，成书之速，居历代正史之首。永乐元年(1403)至五年，明廷动用了二千余人的力量，经过两次修订，完成了22937卷的《永乐大典》，为中国古代类书之最；永乐十四年(1416)，翰林院儒臣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成《历代名臣奏议》350卷，自商周迄宋元，分类有64门之多；弘治十年(1495)，明孝宗宸衷独断，命令设馆修纂《大明会典》，记述有明一代的典章制度，经过正德年间的增修续订

4、，这部会典已经有了180卷的规模。这一时期，实录、方志的编修也贯穿不断(注：关于明代前期纂修的方志，有洪武时期的《大明志书》、《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寰宇通衢》，永乐年间的《天下郡县志书》，景泰年间的《寰宇通志》和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等。)。因而，言明代前期的史学走向衰落，并不意味着指此时期的史学活动停滞不前，而是从史学发展的整体意义上来讲，在这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已经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一、对史学功能的强制与利用　　中国古代的史学和政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书可以彰善瘅恶，可以考论得失，可以遗鉴将来，由于它对政治统治发挥着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史学都非常

5、重视。这种重视一方面促进了史学的发展与兴盛，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统治者对史学的干涉。　　从明初官修的《元史》中可看到一个迥异于其他各部正史的现象，那就是《元史》纪传均不作论赞，其纂修凡例云：“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俱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2](P4676)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元史》不作论赞的因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明太祖的“御断”，这亦是政权干涉史学的一个例子。反映在明初史学上，对史学强制利用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大规模“史鉴”类书籍的编纂。从吴元年(1364)十一月，一部“集古之奸恶事实，以恒词直解之”[3](卷21，丙午十一月丙辰)，劝戒公卿子弟的《公子书》编成，这

6、类书籍的编写可谓绵延不断。吴振清先生曾罗列出洪武年间“以古今史事教诲和儆戒世人”的书籍，共计有二十余部(注：参见吴振清《洪武朝编辑史鉴书论述》，(《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其中所列从龙凤十一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间有简要解题。)，这种潮流直至宣德朝而不衰(注：如永乐二年的《文化宝鉴》、永乐五年的《内训》、永乐十七年的《为善阴骘》；宣德年间的《外戚事鉴》、《历代臣鉴》等。)。分析这些“史鉴”类书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中的三大特点：　　其一，训诫对象广泛。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要为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树立应当遵循的规范和准则，于是有了“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劝戒者为书”[3](卷80，六年三月

7、癸卯)，训诫藩王的《昭鉴录》，就有“采辑秦汉唐宋为臣悖者百有余事，赐群臣及都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3](卷179，十九年十月辛亥)，这类训诫大臣的《志戒录》；有了“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多寡名号虚实为书”[3](卷226，二十六年三月甲戌)，颁示功臣，以遏其奢侈的《稽制录》，就有警告外戚的《外戚事鉴》；有了灾异应于帝王的《存心录》，就有“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3](卷177，十九年三月壬午)的《省躬录》。针对丞相的有《相鉴》，针对武臣的有《武士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