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不谈爱情》与殷熙耕《贫妻》小说中女性意识对比研究

池莉《不谈爱情》与殷熙耕《贫妻》小说中女性意识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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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池莉《不谈爱情》与殷熙耕《贫妻》小说中女性意识对比研究  摘要:池莉与殷熙耕分别是当代韩中两国的著名女作家,在其各自创作的《不谈爱情》与《贫妻》中二者用不同的创作手法和技巧,通过对女性形象的刻画和描述,再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性意识和社会状况。本文旨在剖析两部作品中反映女性意识的异同点,并揭示社会背景、民族文化、作家经历等是导致产生这些异同点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不谈爱情》;《贫妻》;女性意识;对比研究  在中韩文坛里,池莉与殷熙耕分别是当代两国的著名女作家代表。池莉在中国文坛上被誉为“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

2、,殷熙耕被誉为韩国当代文坛代表性作家之一。《不谈爱情》和《贫妻》两部作品是两位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创作具有各自风格的女性主义小说。本文试从女性意识表现方式的异同及其成因做对比研究。  一、《不谈爱情》与《贫妻》中女性意识的主要异同点  (一)《不谈爱情》与《贫妻》中女性意识的相同点  1.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意识是相对于女性被性别文化传统规约的“第二性”地位和女性依附意识而言的。在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女性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的附属定义与定位,而女性主体意识的内涵即是要改写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规范,突破

3、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的强制命名与塑造。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的创作,一般从女性主义的性别立场出发,以反叛传统性别秩序,颠覆与解构男性中心文化为目的,来建构女性自我意识和主体人格。池莉与殷熙耕身为女性作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中贯注着这样的创作思想:在男权社会里所遭受的各种性别压抑、性别规范和秩序,女性主人公从思想上卸去传统妇德的重负、有着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不再完全趋附于男性,从属于男性,由被动走向主动。  《不谈爱情》中女主人公吉玲出身于声名狼藉的花街楼,家庭成员都是粗俗、精于算?的市井小民。为了改变社会底层的身份,彻底脱离花街

4、楼轮回的宿命,吉玲拒绝顶替父亲的工作,靠着自己的努力,顺利地进入国家事业单位工作,成为花街楼上下的骄傲。在婚姻的选择上,她一直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婚姻,不愿像姐姐们屈从家庭的安排,和出身差不多的男人结婚。池莉笔下的吉玲是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叛逆意识、努力争取做自己命运主人的“新女性”。《贫妻》中女主人公和大多数韩国主妇一样,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将全部身心奉献给了家庭。婚前爱情虽甜蜜,而婚后生活却与妻子的期望大相径庭:每天必须要面对烦琐的家务不说,婚前殷勤追求自己的丈夫婚后态度截然不同,每天忙于工作和应酬,疏于关心自己

5、。内心的孤独,对生活厌倦失望,让妻子感觉自己如同死水一样在腐烂,“变成现实的爱情就是破烂不堪的日常生活”。内心的想法如何宣泄?小说中妻子采取了写日记的形式,抗诉这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极力表达脱离现状的渴望。殷熙耕笔下的妻子和吉玲一样,是―个追求自由、平等、爱情、婚姻,能够摆脱世俗束缚与压迫,活出自己人生的“新女性”。  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自我意识苏醒,追求自我价值,坚持“男女平等”都体现了作者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追求与期待。  2.对女性主义追求的失落。新中国的成立宣布了妇女的“解放”,但传统伦理道德中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6、并没有真正改变,许多女性对自己的性别角色依然茫然或抗拒,同时由于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的限制,以及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强烈拒斥对女人所作的定义和认定”的女性主义运动,传统性别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独立存在的价值还受到某种怀疑与否定,女性的“次性”位置未得到彻底的摧毁与取缔。“女性意识”同根深蒂固的封建男权意识的交战异常激烈,而现实生活的艰难境遇又使得诸多新女性“觉醒后无路可走”,这构成了女性意识难以确立的社会文化根源。  《不谈爱情》中花街楼出身的女性一直以来被社会偏见所藐视,吉玲的身价随着工作提高,使她意识到若要完全脱离

7、过去的环境,能过上像外国那样具有现代文明的生活,只能寄托在爱情上。吉玲带着改变人生的终极目标,寻觅着能让她摆脱花街楼社会身份的男人,而男主人公庄建非犹如曙光一般出现在她的面前。在与庄建非相处的过程中,吉玲故意隐瞒家世,隐藏原来的个性,表现出单纯质朴、楚楚可怜的样子,一步步取得他的心。借助婚姻吉玲终于进入正统社会,和庄建非的结合对她不过是改变命运的预谋,“不谈爱情”。看似取得胜利,然而她使用的方法,却带着让人惋惜的悲情意味,她没有像找工作那样凭靠自己独立奋斗,只是寄望于救世主般的男人来解救她。正如西蒙?德?波伏娃从历史

8、文化的角度指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被塑造成的。”出身环境的差异,花街楼女性形象,被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正统社会又是另一番定性和创造,吉玲在做人和事业上的成功也无法得到最终认可,只有通过与正统社会出身的男人结合,洗净身上污秽的淤泥,才能得到传统男权中心文化的肯定。此时的吉玲身上又散发着顺从、认命、丧失自我独立意识的“小女人”“旧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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