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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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内容，了解和把握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发展阶段和研究现状有助于对该问题的深人探索和研究。一、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农业转移人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群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转移人口这个群体的称谓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从最初的“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到“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再到现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虽然各称谓的准确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各称谓的主体人群是基本一致的。“农民工”用得最多，也是官方曾经认可使用的

2、称谓。“农民工”最早是由中国社科院张雨林教授提出，他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使用“农民工”称谓，随后被大量引用。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一次把“农民工”概念写人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劳动保护，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合法权益。”“农民工”群体的称谓及其合法权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认可。但由于“农民工”称谓具有明显的身份歧视，而且不符合我国未来发展趋势的要求。十八大报告用“农业转移人口”代替“农民工”，反映了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新趋势的深刻把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

3、本，执政为民”的思想。2014年推出的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更是中央政府关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一部分。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称谓的转变，不但是为了消除明显的身份歧视，而且是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明确的思路，更是为了彻底解决阻碍我国持续健康发展的城乡二元制度。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将不同阶段的农业转移人口称谓统一为农业转移人口。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界定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分别命名为“过程观”“结果观”和“综合观”。第一种观点是“过程观”，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以郑杭生、王桂新等人为代表

4、。郑杭生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作为一种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农民”在向市民转变的进程中发展出相应的能力、学习并获得市民的基本资格、适应城市并具备一个城市市民基本素质的过程。王桂新等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迁居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社会环境中逐步向城市市民转变的过程]。钟水映、李魁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划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半市民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农民工）；第二步是“后市民化”（农民工逐渐转变为城市市民），我国当前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处于“后市民化”阶段。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度研究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测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研究: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主要

5、是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的原理。张延平、熊巍俊应用系统动力学，设计了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的理论模型，模型包括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城市人口容量和农业转移人口人城规模四个变量，从理论上解释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的原理。卢国显认为文化差异、地位差异和空间隔离都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重要因素。周密等从市民需求与市民供给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方法，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了样本地区的市民化程度。应用研究是对理论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学者根据理论研究，提出测度指标体系并应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刘传江、程建林

6、构建了一个测度市民化水平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外部制度因素（土地流转程度、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就业市场的统一、社会保障覆盖率）、群体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和个体因素(个人素质、收人水平、城市居住时间、自我认同）等三大类指标。张斐建立了一个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3个一级指标，收人、住房、社会保障、职业声望、语言等8个二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指标测度体系。五、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宏观障碍和微观障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宏观障碍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宏观障碍的研究比较多，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制度政策障碍、资金障碍和环境障碍。制度政策是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首要因素。李培林

7、认为户籍身份的不确定直接影响各种福利待遇和政府的政策性导向。李强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上升渠道受到了户籍制度的阻碍。吕柯认为户籍与土地制度的障碍严重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顺利推进。刘传江、徐建玲认为土地流转和征用、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等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负面影响。黄锟认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延缓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