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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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性在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著作中，《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引起的争论最为热烈。直到今天，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展开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中西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主要的原因是它触动了现代政治最为敏感的神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是现实可行的方案？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具有形而上学性。《意识形态的终结》一问世就受到了众多的关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认为现实并没有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提供多少依据，它只是对资本主义作了意识形态辩护

2、，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右翼则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有其现实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阴暗面”的暴露可以说明社会主义方案的不现实性。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贝尔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其核心观点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终结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断语，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判断，任何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氛围《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冷战”是贝尔提出“意识

3、形态的终结”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动力。二次大战以后，“西方一代代青年学生在具有十分充足的基金赞助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教导下，相信意识形态已经被清除，已经完全被严格客观、可靠严肃的社会科学体系所取代。这些鼓吹者们自身就具有一种罕见的意识形态的‘错误意识’，这种‘错误意识’武断地把它的对手看成‘意识形态家’，以至于通过定义便可以断言自己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免疫性”IstvánMészáros,Philosophy,IdeologyandSocialScience,WheatsheafBooksLtd,Brighton,1

4、986.pp.1-2。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大多参与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随着“冷战”的展开，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这一讨论，贝尔就是其之一。在这一讨论中，最为集中的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是否有前景的讨论，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大有希望，那就无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在这一争论中，萨特、布洛赫和卢卡奇等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有一定的缺陷，但它是大有前途和希望的。而加缪、阿隆、贝尔等认为苏联社

5、会主义没有希望，“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可避免。在这场讨论中，有的人还经历了世界观的大逆转，比如曾经在1913—1917年担任过《群众》杂志编辑、1918—1922年担任《解放者》杂志编辑的马克斯·伊斯门（MaxEastman），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于1922年在苏联住了一年多后，旋即变成了共产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评者，出版了多部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俄国社会主义的末日》（TheEndofSocialisminRussia）、《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Marxism:IsItaScience）。195

6、5年他出版了《论社会主义的失败》（ReflectionsontheFailureofSocialism），在该书中，伊斯门近乎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伊斯门认为，“不再死抱住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不放，不再光是想用形容词把它拖回原来的方向，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探究那些把它送上这种奇怪和可怕的道路的人们的基本错误，这也许更好一些吧？”[美]伊斯门：《论社会主义的失败》，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1页。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争论中，右翼占主导在位，形成了“意识形态终结

7、”的理论气候。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讨论的一个总结，对于这一总结的政治后果，贝尔在1988年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再版写的10“跋”中是这样认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有过莫斯科审判和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1956年，有过赫鲁晓夫的叛变和匈牙利的起义；1968年，有过布拉格之春事件，有过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杜布切克为提出‘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粉碎。在目前情况下

8、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以前的幻灭是道德上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而现在这种被迫承认的失败首先是经济的”[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507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直接的批判对象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是当时“冷战”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个世纪5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中掀起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研究的热潮。“实际上，人们为俄国革命及其后来40年的苏维埃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