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的相声艺人改造运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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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初的相声艺人改造运动效果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面临着建设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任务。他们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注重通俗文艺在社会宣传、启蒙民众上的作用，试图以革命化的内容改造民间文艺，来完成对民众的普遍的启蒙运动14。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艺术的生产者们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不仅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2，还要在思想上入党25，与群众结合，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新社会对相声等通俗文艺的改造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展开的。要改进相声，国家首先要改造艺术生产的体制，把相声艺人从江湖中的下九流拔擢为国家的文艺工。也正是如此，1951年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颁

2、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把改制与改人放在了与改戏同等重要的位置3-5。那么，新中国的是通过哪些策略，来改造那些来自旧社会的旧艺人，并令他们树立起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思想的？江湖艺人又是如何发挥底层智慧和自身的能动性，积极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的？这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一、相声艺人与新中国的初遇（一）相声艺人在建国初的乱象为了便于管理艺人，解放军进城后，成立了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展开了对艺人的甄别工作220，并为他们建立了档案制度。借此，国家剔除了那些解放前后有犯罪行为或形迹恶劣的艺人，为建设革命的文艺工奠定了基础。随即，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也特设了戏曲改进局，

3、内设编审、艺术、辅导、曲艺四部门以指导曲艺的改造工作，进而号召艺人革新艺术，创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作品。面对改朝换代，出于求生的本能，一部分艺人，如连阔如、曹宝禄表现得极为积极与进步，敏感的侯宝林还主动要求去华北大学学习。但另一方面，多年积淀的江湖经验又赋予了艺人谨慎的性格，这让艺人们与新政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大多数见惯了改朝换代的底层艺人仍是抱着任你改朝换代，谁都得听相声、共产党来了还不是和国民党一样的想法，对艺术革新事业并不积极。由于表演中有大量荤口①、伦理哏②、打哏③等颠覆性内容，在一个正在建立新秩序、稳步走向正轨的新社会里，耍贫嘴的相声必然是不受欢迎的。于连仲回忆，解放

4、军进城伊始，第4代相声艺人周德山就曾因为调侃领袖，闹出过一场政治事件：说我们周师爷，周德山在天桥撂地，有一段相声演完了，下杵门子（向观众要钱引者注）结果呢，就出事儿了，说着说着旁边有个穿中山装的，（周就说）：大伙儿有钱的帮个钱场别找他要，他是干部，干部都没钱。昨儿毛主席给我打问我借两千块钱！说完派出所把他叫走了，（警察问他）：周先生，毛主席什么时候打跟您借钱来着？呃咳，这不就逗哏么？不能拿毛主席逗哏！④也正是如此，在建国初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声挣扎于消亡的边缘。1949年10月，在北京市文化局的支持下，曲艺艺人们在前门箭楼上成立了大众游艺社，但游艺社并没有给相声提供表演的机会。

5、一时间，众多的游艺社、剧场也都拒绝给相声艺人提供表演场地④。迫于生计，不少艺人考虑转行，刘德智等老艺人准备去茶馆卖零食，年轻艺人则都在寻找蹬三轮、当小工的职业58。直到1957年，老艺人高德明还心有余悸：1949年我由济南回到北京，听说领导上说相声不堪造就，演员们最好转业。真感到没有前途了。4（二）惩戒越轨者：艺人初识国家的力量来自延安的文艺工们也看到了艺人们种种与新社会不协调的行为，为了推进改造事业，国家对部分越轨艺人采取了惩戒，为了强化效果，这种惩戒时常以报刊、广播等现代传媒以公开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建国初曾发生一起由相声艺人引起的电台事故：相声艺人侯一尘与赵春田在华声电台

6、⑤播演《卖五器》时使用了现挂，拿故事中的打鼓贩⑥取乐，称铁片大鼓艺人王佩臣是他们的奶奶，引起了打鼓贩的抗议，围住电台要求侯一尘与赵春田道歉。为了平息劳动人民的怒火，两人在每天演播前先进行致歉，一连持续了好些天，内容大致如下：打鼓贩同志们，在某年某月我带着徒弟赵春田说了《卖五器》，因为我们的觉悟不高，缺乏政治学习，不尊重打鼓贩的行业，侮辱了打鼓贩同志的人格，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此公开道歉，今后我们要加紧学习，改造思想，并保证不演出侮辱劳动人民形象的作品。特此道歉，此致敬礼。侯一尘、赵春田。⑦如果对比建国前天津发生的一桩类似事故，我们就能发现新社会在处理越轨艺人上的特殊之处：19

7、40年代，相声艺人戴少甫在演《戏剧杂谈》时拿评戏（当时称为蹦蹦戏）艺人取乐，说：戏班都供唐明皇为祖师爷，唯独评剧戏班不供。因为唐明皇过生日的时候，各路艺人都带去了寿礼，但评剧艺人带去的是酱萝卜、山药蛋等村野之物，唐明皇大怒，将唱评剧的一脚踢下凡尘，故此评剧唱腔中有大量哭腔。这一现挂引起了评剧艺人的集体抗议：那时天津评剧团也多，由主演领头找戴少甫，闹得轰动了天津市。戏班的财主经理们就出来了事，戴少甫赔礼道歉，到评剧班后台给祖师爷磕头，请客。演员没有去多少人，当地官面、警察、宪兵、财主、经理们就请了好几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