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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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牛李党争原因新探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历代都有,为什么唐后期牛李党争却表现得如此激烈复杂呢?本文对此提出个人看法,不妥之处,请同仁批评指正。一、唐后期,“民主”制度的失控是牛李党争的前提。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开明的政治风气。他豁达大度,不拘小节,宽以待人,很有自知之明。他认为治理天下繁多的事务,一切都由他独断,会经常出现错误。因此,他虚心纳谏,凡天下大政方针,必须“百官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1]。他“恐人不言”,常常“导之使谏”[2]。故在贞观年间,统治集团内出现了

2、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魏征、张玄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民主”气氛形成的基础是善于用人、识人。唐太宗用人的标准是德行、学识为本。他认为,要天下者,在于得贤才而用之。为此,他不断让大臣们为国家罗致人才,并给贵族官僚以种种优待,让他们享有“议、请、减、赎、当、免”及“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等多种法律特权[3]。“其优礼臣下,可请无微不至矣”[4]。但这些优待,并不是毫无限制,如果他们犯有“十恶”罪,危及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和秩序,也会为“常郝所不原”[5

3、]。这即是说,唐太宗时代的“民主”,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民主”,而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因为唐太宗能够牢牢地控制着“民主”,才使得唐统治集团中的“民主”机制得以正常运行。唐太宗说:“岂如广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6]则天朝的高压政策,曾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宗昌一派。姚崇、宋王景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开元年间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

4、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不过,这只是则天朝遗留下来的派系斗争的潜伏期,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时有发生。如姚崇与张说的不和,张说和张嘉贞的争吵,崔隐甫、宇文融和李林甫赶张说下台,李元和杜暹的矛盾,萧嵩与裴光庭的不和,张九龄与李林甫的分歧等。但总地说,玄宗前期,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基本上延续下来了,只是力度有所减弱。至天宝年间,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虽然李林甫把自己的政敌韦坚

5、、裴宽、杨慎矜、王忠嗣等人都一一击败,但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已经起不到皇帝的作用,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进一步丧失。这就为以后牛李党争提供了前提。二、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出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这些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对牛李党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理财精英,就连皇帝也不敢轻视。安史乱后第一任宰相崔造就因想削夺这些人的权力丢了相位。窦参做宰相后,为扩大自己的权势

6、,也想抑一抑这些人的权力,并与自己的亲朋故友结成死党,委以高官,终因贿赂案和诋毁这些人又丢了相位。这时,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新起用的宰相陆贽为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想方设法剥夺理财专家们的权力,因自己的门人李巽未能补上判度支的空缺而对皇帝不满,裴延龄于是趁机取陆贽而代之。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一旦

7、渗透到政治斗争中,它也将会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可以说,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使个人争权夺势斗争肆无忌惮,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个人权势更加膨涨,更加冲撞激烈。三、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

8、。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736年,牛仙客以兼领塑方节度使和总管河东使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