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责任审计信号传递效应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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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责任审计信号传递效应探析-->一、信号理论与社会“象征性治理”基于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上级政府所拥有的自然状态决定了其类型，上级政府通常会发出某种信号以显示其类型;下级官员根据该信号进行判断并始终存在两种可能的行为选择。合约签订前口头宣示成本最低且易模仿，无法作为一个有效信号。签约后的代理人以更高的成本发出新信号，呈现出可以测量并且能让委托人满意的各种纸面数据。比如良好的经济增长率、税收数据、低水平的物价指数和能源消耗指标等。如果这些数据是对实际状态的真实反映，是可以视作正常信号的;

2、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的书面达标，这些就只是代表了一种数字繁荣。如上文提到的节能减排任务及指标，从正常的角度看，达标则意味着经过努力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这是作为一个正常信号的合理逻辑;某些能力较弱的地方政府代理人便以“拉闸限电”方式来实现节能减排指标书面达标，试图以这一伪装信号来显示自己“较高”治理能力。当各地竞相操纵指标均能实现书面达标时，书面指标信号的有效性就逐步降低，要继续作为有效信号就必须与实物信号相结合。随着政府上级委托人与下级代理人之间博弈的进行，治理“较好”的基层政府

3、将书面的数字繁荣与豪华建筑、宽阔大马路、大开发区等实物信号相结合，以此继续作为有效信号。其他基层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再度纷起模仿，于是产生大量超出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绩工程”或“面子工程”，造成对社会财富的过度损耗，此时，社会秩序不会良好。“如果一个代理人对私人信息保密会获得更大的效用，那么他就不情愿去披露私人信息。”因此，面对初始委托人(基层群众)的不满和上访，基层官员就会尽一切可能对该信号进行屏蔽，如近年来饱受诟病的拆迁与城管问题、日益普遍的对上访的压制。信号屏蔽表面上看似乎是为了社会的

4、稳定，实际上却是代理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刘天旭等将上述种种现象称为“象征性治理”以区别于政府对社会的实质性治理行为。并认为，象征性治理下，社会情绪的不满在平静的表面下暗中滋长，久受压抑的情绪可能因一个偶然事件引发导致扭曲宣泄，基层官员追求表面稳定的初衷极有可能导致恶化社会秩序的结果。这种逐步演进恶化的“象征性治理”现象，如果寄希望于上级官员去加以约束与限制，在理论与现实中均是不可行的。科层组织的特性决定了上级官员的主要信息来自下级官员上报，如果每一条上报的信息，上级委托人都要去查证的话，现实中不

5、可行，即便可行，成本也高到不可接受。并且，相对于更高级别的人员来说，他们同时也具备代理人身份，在行动上也具备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信号传递与道德风险行为特征。因此，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信号传递机制的运行，尤其是信号屏蔽行为，最后已不仅限于下级对上级的信号屏蔽，而是在整个科层组织内外形成信息壁垒。据网上调查与社会调查，当前只要涉及官员的相关问题，老百姓不仅一概不相信，而且往最坏的角度去理解与解读信息，公共部门传递的信息已陷入“塔西佗陷阱”。二、经济责任审计信号传递效应:治理信息不对称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安

6、排实质上传递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信号:上级部门需要并且也有可能获得真实信息的信号，并且据此进行有效监督。作为一种监督机制，经济责任审计监督与制约的效力于对科层组织体系内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治理。科层组织之所以会出现种种道德风险行为，其根源在于上下级之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表明:代理人选择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性与代理人从事道德风险活动时被发现和查处的可能性，即与对代理人的监督程度成负相关关系。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安排，自上而下派出审计人员对下级代理人任期内的行为和“政

7、绩”进行直接观测。此时书面达标的数字繁荣更容易被辨认出实际履职行为，而下级官员“信息屏蔽”的努力也更有可能被打破。因为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有效执行，至少会令下级官员意识到其虚假履职行为(即以象征性治理替代实质性治理行为)被发现的概率会大为提高。仅仅提高代理人“隐藏行动”或“隐藏信息”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并不足以修正和约束代理人的道德风险行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支持是:要令代理人承担其行为的相应后果。而这需要改变上级政府和下级官员在博弈支付函数中的所得收益。这一博弈过程持续，直到虚假履职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足够

8、高，并且令代理人意识到为隐藏信息与隐藏行动的象征性治理行为所支付的成本超过收益，上述道德风险行为才能够在整体上得以扭转，此时，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实现对科层组织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治理，原有的信号运行机制得以改变，基层官员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责时，实现从象征性治理转向实质性治理的路径转换，达成新的均衡。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经济责任审计人员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与动机去提高代理人道德风险行为(虚假履职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出于能力的限制，经济责任审计人员有可能被蒙蔽;而且，经济责任审计人员有可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