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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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唐书》的史料来源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着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

2、》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2]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书·经籍志》增多可见。此皆晋修《旧唐书》时所未能见者也。”[3]其实，上述认识，不论是赵翼的两段论述，还是今人的那种说法，都失于深入、细致的考察。本篇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引起从事史学史、文献学、史料学研究的专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前剑桥大学教授崔瑞德（DenisTwitchett）着有TheWritingofOfficialHistoryUndertheT’ang,书中专有一部分论《旧唐书》的编纂及史源。笔者拟另文比较该书与拙着

3、《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的异同，故此文不涉其书。一先从五代后晋时所见唐代文献的问题谈起。现今凡是谈及后晋纂修《旧唐书》的基本史料，大都采用贾纬当时上奏的说法：“伏睹国史馆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德宗至文宗，亦存实录。武宗至济阴废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实录》一卷，余皆阙落。”[4]同时，还提及韦述的《唐春秋》、柳芳的《唐历》、崔龟从《续唐历》以及裴庭裕的《东观奏记》等。除此而外，很少见到再有较为详细的考察，似乎后晋所见唐代文献就只有这么多了。加之对《旧唐书·经籍志》的错误认识，更助长了前述说法的流传。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旧唐书

4、·经籍志》的编纂特点。后晋史官纂修此志，是以毋煚的《古今书录》为依据的，著录的是“开元盛时四部诸书”。至于开元以后的著述，他们不是没有见到，而是不打算混杂其中。关于这一点，志文交待得十分清楚：天宝已后，名公各着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5]据此，凡是《旧唐书》中提到的各家著述，不论是“记礼法之沿革”，还是“裁国史之繁略”，亦或“诸公文集”，都是后晋史官“所闻”或所见，不应当排除其成为《旧唐书》史料来源的可能性。首

5、先，唐代的几部关于“礼法之沿革”的主要著述，《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但后晋时确曾为朝廷重视过。《册府元龟》、《旧五代史》都明确地记载了后晋天福四年（939），也即诏修唐史的前二年，关于纂修《大晋政统》的一番争议。左谏议大夫曹国珍上奏道：请于内外臣僚之中，择选才略之士，聚《唐六典》、前后《会要》、《礼阁新仪》、《大中统类》、律令格式等，精详纂集，别为一部，商议古今，俾无漏略，目之为《大晋政统》，用作成规。[6]后晋高祖石敬塘以其所奏“甚为允当”，即命太子少师梁文炬等十人为详议官。事虽未成，但曹国珍提到的那几部书，当时显然是见得到的。在《唐六典》之外，所

6、谓“前后《会要》”，即是苏弁、苏冕兄弟所撰《会要》与崔铉监修的《续会要》，这在《旧唐书》都有记载。《苏弁附苏冕传》称：“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宣宗纪》大中七年记道：“崔铉进《续会要》四十卷，修撰官杨绍复、崔瑑、薛逢、郑言等。”《大中统类》，在《宣宗纪》、《刑法志》、《刘瑑传》都有详细记载：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刘瑑“选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7]唯独《礼阁新仪》一书，《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由《新唐书·礼乐志一》知其为宪宗元和十一年韦公肃“

7、录开元已后礼文损益”而成。《旧唐书·李汉传》中，仅有韦公肃在宪宗时议礼仪的记载，称其“理甚精详”，“请举而行之”。至于“律令格式”，凡《旧唐书·刑法志》中涉及到的各次删定，无论开元以前、开元之后，都是后晋时见到了的。此外，尚有不少“记礼法之沿革”的撰述，《旧唐书·经籍志》虽未著录，却在纪、志、传中有记载，不仅见到了，而且还成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例如，《玄宗纪上》、《礼仪志一》都记述了开元二十年九月所成《大唐开元礼》150卷，颁所司行用之。又如，《德宗纪下》、《杜佑传》都记载了贞元十七年杜佑自淮南进《通典》200卷，“大行于时”，“为士君子所称”。再如，《礼仪

8、志五》、《王彦威传》不仅记述了王彦威“于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