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直译思想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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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作人直译思想新探　　摘要：周作人的直译是以翻译的方法为焦点，希图建构具有可操作性的、正当实用的理论方法，但在实际实践中，并不存在直译这样一种最为正当的普遍适用的翻译方法。直译是在与意译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变化关系中显现内涵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实可以说是专取达意的翻译宗旨下灵活翻译的方法、策略和态度要求、价值追求。　　最开始，在周作人这里，直译是一种与意译完全分开对立的方法，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其次，当直译无法通过直译的方式达到它所承诺的“信”时，直译灵活地将意译纳入自身的概念当中，两者相互转换，直译意译统一为兼顾“信与达”的“正

2、译”，但同时，直译与意译也进行了态度和价值的区别：直译是更高的能力要求--兼顾风格的翻译。直译的第三个阶段，与意译从合一又有所分离，两者是翻译过程中有个人偏好性的策略选择。直译偏重于理解阶段，意译偏重于表达阶段，直译偏重于异化、提高的译本。　　关键词：周作人；直译；专取达意　　周作人的译文是可以拿来当文章读的。　　他的翻译更多的是一种文学姻缘。他总是选择符合自己个人趣味和审美的作品，翻译动机首先是满足自己内在的需要，或是因为与作品的共鸣引发了兴趣，或是因为作品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而不能表达的思想，总之因为完全的欣赏或者审美愉悦。

3、这样一个看似游走于边缘，非专业的翻译家，却让人难以想象得穷尽一生大半时光，翻译了几百万字的作品，而且还成为现代翻译史上直译理论的提倡者和开创者。我不禁想问，这究竟是一位学者型、事业型的严谨翻译家，还是一位耕耘个人园地、业余的翻译家？　　事实上，我找到了答案。周作人是将翻译的事业与爱好完美结合的现代文人。我们通常看到周作人，总是第一想到他作为作家、美文提倡者、小品文大家的一个悠然书斋文人形象，然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翻译家、批评家、理论家背后的学理支撑，周作人的美文淡而无味的吧。同样，如果不知道周作人博学的外国文学理论和知识，只

4、拿他的翻译作为一个文人的业余爱好，拿他提倡的直译观作为一个被历史选中的偶然，就未免浅薄。殊不知，任何看似偶然的东西都蕴藏着必然。　　周作人是把翻译事业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来做的，在超过60年的翻译生涯里，周作人完成了一个从追随时代潮流的译坛小将，到引领一个时代潮流的翻译大家。　　通过细读周作人有关直译的思想言论，细致梳理，笔者总结其直译的核心词为：专取达意和异化。　　一、专取达意　　（一）直译：无删减、无妄评，弗失文情　　清末民初时期，“信达雅”成为翻译界认可的标准，许多译者在序跋中都明确表明自己翻译上的求“信”意识，但实际中又

5、对作品评头论足，甚至改头换面，译坛尚未形成明确具体的翻译规范，删减、妄评、译意成风。陈平原认为“晚清小说翻译家的‘译意’大致表现在如下四方面：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便于阅读记忆；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裂回数，甚至重拟回目，以适应章回小说读者口味；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译者大加增补，译出好多原作中没有的情节和议论来。”[1]　　南京留学时的周作人，翻译跟随潮流风气，属于‘译意’阶段。到东京留学期间，视野打开，已经具备“移译亦期弗失文情”的翻译意识，直译思想萌芽。从周作人个人认识层面来说，直译最开始的萌芽

6、是周作人对歪译、胡译的反拨。“直译”的倡导者每每喜欢通过批评“曲译”的弊病来为直译开道。”[2]五他和鲁迅为了纠正“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的流行翻译，动笔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并表明“词致朴讷”。从《域外小说集》的序言可以看出，周作人和鲁迅具备了明确的规范意识，提高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在东京版的略例里，周氏兄弟针对晚清小说翻译集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提出了“人地名悉如原音”、标点符号使用规范、典故加注释等操作规范。这是超越同时代人的学者专业意识的体现。此时，由于意译指代对意译本身更宽松、更低级。周作人提出的翻译思想，虽然没有

7、明确的“直译”词汇，却是一个在“无删减、无妄评，弗失文情的正确的翻译”的意义上和意译区分度高的真命题。指代意译的对立面。　　周作人和鲁迅作为意识觉醒比较早的一批人，他们虽然提出了“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规范要求，却因为思想的超前，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五四时，规范意识才逐渐普遍化了。正如秦弓在《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里所说：“关于翻译方法问题的自觉意识，在近代翻译史上只是局限于周氏兄弟等少数人，而进入五四时期则渐渐普遍化了。”[3]这是直译达意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不多不少、不增不减的翻译方法和要求。　　（二）直译：表达源语意义

8、，风格也不忽略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青年最重要的作者。他发表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作品、作家介绍，体现出翻译的专业性。他对翻译发表的相关看法，用字至审慎，以一种学者的态度，体现出一定的学理性。　　1918年1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翻译发表了《陀思妥夫斯奇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