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美与政治化-白话文运动后新诗口语化写作的审美解读

散文美与政治化-白话文运动后新诗口语化写作的审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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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散文美与政治化:白话文运动后新诗口语化写作的审美解读摘要:在“白话文运动”与“国语运动”的进程中,诗歌语言的流变是极为突兀的,白话被规范为国语的过程,其实是口语在新诗语言中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的过程。孕育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现实,新诗的历史进程出现两种明显的分歧。一方面是“象征派”、“新月派”及“现代派”等等,在二、三十年代呈现井喷,走上了一条内向发展的艺术道理。另一方向外扩展艺术视野,强化诗歌的社会职能,引来了革命诗歌与现实主义诗歌的风起云涌。对于新诗口语化写作现象的研究,绝非仅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流变的审美文化现象。关键

2、词:新诗;口语化;写作;流变中图分类号:120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8-0008-02纵观二十年代之后的新诗口语化写作的发展态势,散文美与政治化交替成为诗学的主流。前者推动新诗口语化写作现象进入相对白话诗来说更成熟的阶段,即新诗的“散文美”倾向;后者经历抗战时期、建设时期及文革时期,甚至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迗到新诗百年发展史中新诗口语化写作最辉煌的表象,新诗口语化写作现象与政治诗学的联姻是这一特殊时期最重要文化现象。一、新诗的散文美倾向杜衡在《<望舒草>序

3、》中说:“在苦难和不幸底中间,望舒始终没有抛下的就是写诗这件事情,这差不多是他灵魂底苏息、净化。从乌烟瘴气的现实社会中逃避过来,低低地念着‘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林下的小语》)这样的句子,想象自己是世俗的网所网罗不到的,而借此以忘记。诗,对于望舒差不多已经成了这样的作用。’”杜衡的话很可以说明大革命后新诗的一股重要潮流,即植根于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转而在艺术的内在追求中安顿自己的心灵。对艺术内在的不懈追求,就对新诗口语化写作现象的直接影响来说,最明显的莫过于二十年代各诗派的新诗

4、文本明显更加的“精致”了,这种“精致”即有意象的更新,亦有语言的规范。而这种“精致”,是直抒胸臆的“口语化”逐斯被更成熟的“散文美”倾向所取代。这一个取代的过程,其实从象征派便开始萌发,后新月派已经开始探索,但是作为诗学理论的提出,却是现代派的独辟蹊径,这便是散文美的自由体诗。戴望舒的《诗论零札》堪称现代派的艺术总纲领,戴望舒认为“新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变异,而不是字句上的变异。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诗歌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押韵和整齐的句子会妨碍诗情,或者使诗成为畸形。新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种情绪

5、的形式。”这显然是对新月派追求“格律美”的突破,又是对郭沫若关于诗歌“内在韵律”的延展。《雨巷》中“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即表现出戴望舒轻蔑格律追求旋律的美学特色,而紧随其后的写作实践《我的记忆》中,更能彰显散文美的新诗写作倾向:“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压干的花片上,/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6、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这是一首典型的现代派的新诗,戴望舒亲切而舒卷的说话语调,自然流动的口语,将现代生活中敏感而微妙的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艾青在谈及新诗的散文美与口语美时也强调说,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早在戴望舒写《我的记忆》时便这样做了。艾青认为:“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韵文有雕琢、虚伪和人工的弊病,而散文有不修饰的美,不经过脂粉涂抹的颜色,充满了生的健康的气息,它肉体地引诱我们。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赶到无比的亲切,而口语是散文的。散文是形象的表达最完美的工具。”戴望舒等诗人

7、对新诗“散文美”的探索,一方面,从现代日常生活中寻找客观对应物来表现复杂细微的生活情绪,扩展了新诗口语化写作的宽度;另一方面,摒弃华丽的书面语,采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作为诗歌语言,重新恢复并推动了新诗“散文化”趋向深度发展。二、革命抒情诗向政治抒情诗的转变严家炎说:“大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勃兴,时代的急剧变动对诗歌提出了新的审美情绪。二十年代风靡诗坛的浪漫主义的自我表现,已经被那些追随时代、关注社会现实的诗人们否定。郭沫若和创造社、太阳社的许多成员,适应时代的审美情绪,积极创作反映新的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于三十年代初期,形

8、成了一个革命抒情诗为主要特征的诗人群。”由此可以看出,三十年代的革命诗歌与现实主义诗歌,是在二十年代革命诗歌的剧烈动荡的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从初期白话诗便具有的关注现实的态度了,而到了郭沫若在“五四”后创作《女神》,更体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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