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换届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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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长换届喜忧参半

2、第1　中国正在开展新一轮村级换届选举。它面对着乡村剩下的老人、少年、妇女和为数不多的青年这样四种人，因此，如何留住精英、保持村委会生命力，是一个大问题；同时，乡镇直选还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喧天的锣鼓。劲舞的雄狮。涌动的人群。表情各异的面孔。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于6月23日召开第7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时闪现几张令村民们感到陌生的面孔。他们是从北京和一些地方省市专程赶来观摩选举的新闻记者和专家学者。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合寨村的村委会选举更能吸引媒体和专家们的视线了。22年前，一块写有“村民委员会”字样的木牌，赫然出现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

3、子里。至此，“合寨村”这个名字，在中国民主政治史上，有了与安徽凤阳小岗村同等重大的意义。中国村民自治的帷幕，由贫穷落后的合寨村揭开。如今，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四年来的新一轮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也从这个小村子开始传出弦音。8月中旬，一份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从中央正式下发至各省市。据悉，这是近年来第一份全面规范村委会选举的中央文件。草根民主日前，民政部有关人士透露，全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已经开始在黑龙江、陕西、河北、浙江、安徽、湖北等16个省、市、自治区展开。其他一些省市的换届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村委会普遍

4、完成了四次以上的换届选举工作，基本实现了数百万村委会干部由上级指派、任命，到由村民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平稳过渡”。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副司长詹成付，在总结10多年来的乡村直选工作时评价：农民干部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显著增强，村委会选举对农民和农村社会生活已经并正在产生着令人瞩目的积极影响。尽管合寨村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了村民自治的尝试，但是，中国乡村民主选举的序幕，应该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出台开始算起。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几乎吸引了当时所有西方知名媒体的关注。他们惊呼：“这是中国封闭制度下民主潮流的涌动。”到1998年6月中央正式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

5、，不少国内外学者、民间人士以及基金会，纷纷积极参与这场民主的试验。资料显示，自举行直选以来，中国乡村干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省有2704名大学生村干部，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占5.3%；在广东，大学生村干部有5883人；辽宁省的村委会，91.37%的成员为初高中文化程度，大专以上文化的，从以前的空白提高到5.71%。最近，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芬兰政府资助的一项村民自治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对村委会自治形式认同感较高。在被访上千名农民中，有68.7%认为：村委会为村民做的事情很多或较多，认为村委会为村民办事“较少”或“很少”的，比例只为4.6%。当问及“村里在决定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

6、大事情时，谁的意见最重要”时，66.3%的人回答是“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22.2%认为是“村党支部”或“村支书”。在村委会产生采取何种形式问题上，有76.5%的农民认为应该采取“直接选举”形式，选择“由上一届村委会确定”、“由村党支部确定”和“乡镇政府、党委任命”的，比例不到1%。“老百姓知道对自己村落的事务是有表决权的，这是一个最大的进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樊平说。去年9月，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到江苏省昆山市全旺村村委会选举现场。当他看到村民们竞相投票的热烈场景时，不由发出感叹：“农民也许不关心省长、市长是谁，但他们一定关心村长是谁；中国领导人支持村委会选举，最主要的

7、是村民喜欢民主选举，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精英流失四川岳池县红庙乡农民陈茂华把填好的选票，郑重放进投票箱里。第二天，他背上行囊，坐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在上海的一个建筑工地上，陈茂华谋到一份翻砂的工作，每个月可以挣800多元，相当于在农村一个季度所得。他所在的乡，青壮男子以及没结婚的年轻女孩，基本上都外出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中年妇女和孩子。“有本事的，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安徽合肥地区农村的一个农民说。在当地不少地区，50%的农村壮劳力常年在外，土地抛荒率高达10-20%。村落公共权力研究是樊平的主要研究课题。为此，他曾到湖南、陕西等多处农村进行调研。“暴露出的问题很多。”他说，“

8、村民委员会选举是农村的一件大事，能够解决农村的一些基本问题，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和调查，村民委员会解决的问题是很有限的，还有一些问题比它更根本。”樊平认为，村民自治有一个前提：村民愿意呆在村里头。如果没有固定的居民，制度再好，也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