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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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两极化倾向在不断敲起警钟，这种社会现实危机投射在文学作品中，并寄希望于后者能解决问题，从而形成了文学中的“底层写作”。2004年，“底层写作”占据旧文坛的主流，但在主流化过程中问题迭出。与此同时，极具社会批判性的新左翼文学开始被提倡。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的文学景观中，“底层写作(或表述)”一语被频繁使用，越来越引人注目(注1)。此“底层写作”不仅是提倡和口号，作为作品来说也相当多了，尽管因人的判断不同，对其作品的印象也各异。据有评论家说，在重要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可算是“底层写作”(注

2、2)。那么“底层写作”已经蔚为潮流，或者说成了文坛的主流——果真如此吗？另一方面，有分析近年文坛状况的文章指出，商业主义甚嚣尘上，读者远离文学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底层写作”的口号及其创作尝试，很显然是被当作对这种商业主义的抵抗。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这里所使用的“底层”一词广义而言，是指除了社会精英和新中间阶层以外的社会中下层。假如说这些占人口百分之七十八比例的群体，长期以来其生活状态在文学叙事中总被漠视是不应该的，那么这个说法本身不必多考虑很自然会遭到怀疑其正当性。为了尖锐化这个问题，就得取其最狭义的标准“极端贫困层”，这么着与“底层不能说话”这样的属性定义比较适

3、合。据说“底层”一词源自葛兰西，但估计印度的底层研究和斯皮瓦克的subaltern（一般被译为“属下、臣属、庶民”等——译者注）概念在中国也被引进，然后获得了自己的说法以及相关的概念的。而社会学的阶层分析论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差异来可析出底层(=78%)，但如果无差别地使用“底层”这些不同概念，只会让它变得越来越暧昧和混乱(注3)。以大概而说，不论农村都市，只要处于社会的底层，在医疗、教育、生活保障等方面存在困难的人大概都属于“底层”吧。同时，根据阶层分析论的所谓客观的“社会底层”其表现形式而言，是总带着贫困的这样一类负面形象，是同情的和慈善事业的对象，甚至是被侮辱的对象

4、。另一方面，文学景观中反复表现的“底层”至少包含有“应该同情”的情感，伴随着对社会不平等而愤怒的伦理意识。它还与以前所使用的“人民性”概念有重合的一面，最后还被赋予“忍受苦难”、“真实的”、“纯粹的”、“崇高的”等正面含义。这些词语在文艺评论和论坛中频繁出现，其来有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虽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对文学的指导姿态强化了，其强化本身并没有做到回1980年代初的态势。1992年再次进行“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渗透，社会自上而下（共产党率先）地陷入了拜金主义。其结果，共产党对文学的统制(=包养)与思想指导反而明显弱化了。利用这样的缝隙，

5、形态各异的文学兴盛起来，但其中也出现了投机的商业化作家。同时，各种视觉媒体特别是漫画、动画片以及电子游戏迅速发展，由于这些视觉媒体的影响力急剧扩大，学界在哀叹文学边缘化的同时，也流行起文学特别是小说的终结论。另一方面，在文学商品化浪潮中，为了满足都市小康市民的娱乐要求，大量生产特别受欢迎的长篇通俗小说。据中国作家协会统计，2000年以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在800到1000部。而持传统文学观的评论家们则慨叹文学作品精神性的稀薄和价值观的偏颇。其中包括那些高中生创作的校园青春小说，凭借压倒性的人气和火爆的销售量，作家获得巨额收入，于是少年富豪作家不断涌现。文学创作被普遍认为

6、是发财的捷径，甚至一些家长也不断鼓励自己的孩子搞创作，从而产生了一批初中、小学生作家。这些低龄写作现象也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注4)。文学评论家白烨把前述的文学现象分为三个文学之“场”加以说明。即持传统文学观的文学杂志之场，被商业主义覆盖的单行本出版之场，以及X络之场。一方面，呼吁文学或者说小说危机的文学杂志之场的读者和购买者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单行本小说却相干无事地层出不穷(注5)。如果就社会情形而言，那么大概从1997年开始，社会贫富扩大、阶层固定化迅速推进；到了2003年左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连政府再也无法漠视的程度。最早意识到并提出这些问题的，是后来被称为“新左派”

7、的知识分子，以及能称得上是社会良心的一部分媒体。《读书》早在1996年刊发了农村问题的文章，1999年刊登了温铁军的有关“三农问题”。《南方周末》周刊也于1998年报道了包括爱滋村在内的农村贫困问题，此后还有若干后续报道。2002年春，陆学艺等人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甫一出炉就引起很大震动。该书把社会分为全部十个阶层，本应属于国家主人翁的工人和农民则被划归在最低下的三个阶层中。此外，孙立平在《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以及续编《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