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财政扶贫工作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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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财政扶贫工作的几点思考摘要：要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免疫系统”功能，充分发挥基层财政监管职能，要建立举债审批制度，规范贫困农民筹资渠道，帮助他们合理控制举债规模和节奏。　　2012年中央将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标志着我国正在完成从以单纯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低层次扶贫向脱贫致富、改善环境、提高发展能力和缩小发展差距的更高层次扶贫阶段的历史转型。本文试以四川财政为视角，探索该省财政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形势下扶贫工作的新思路。　　一、扶贫工作现状　　贫困，与污染、人口一道被称为当今世界著名的“三P”问题（Pollution

2、,Population&Poverty）。四川省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5.12”汶川特大地震、“4.20”芦山强烈地震，造成60多万人因灾致贫、因灾返贫。按照新的扶贫标准，全省尚有农村贫困人口近420万，帮助其脱贫致富任务十分繁重。近年来，全省主动作为，乘势抓好全省综合扶贫工作。2012年，共投入财政扶贫资金37.77亿元；启动连片扶贫开发项目122个；实施整村推进500个；扶持162万贫困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全省贫困人口由2010年底的1356.76万人减少到2012年底的772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41%下降到11.62%。据统计，全省36个国家

3、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597.39元，比2010年的4021.23元，增加1576.16元，增长39.2%，年均增速18%。财政资金的有力保障，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谐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存在的问题　　（一）准入机制的虚化，导致贫困县名额成为“香饽饽”，政策导向严重偏失　　2011年，公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即“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我省原有的36个县“一个都不能少”，继续榜上有名。同年公布的四川省县级经济综合评价排序中，入选国家级贫困县的很多县，其各项财政指标均在全省排名靠前，并不是真

4、正意义上的“贫困县”。　　不难发现，各地对“贫困县”称号的追捧，源于丰厚的既得利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年～2020年）》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政逐步增加扶贫开发投入。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扶贫开发事业力度”。以某贫困县为例，2011年该县获得的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收入占其可用财力的34%，达到57927万元，远远高于其他非贫困县。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某县会把入选“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当作政绩四处炫耀了。　　准入机制的虚化，不但让某些经济强县也混

5、迹于“贫困县”大军中，挤占本应属于真正贫困地区的财政资金，造成大量浪费，更使各地疯狂争抢贫困县的“破帽子”，一旦戴上，就再也不愿意摘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中规定：重点县减少的省份，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减，旨在引导各地主动“摘帽子”，但却无人响应）。顶层“逆向激励”的政策导向不仅不能帮助贫困地区真正摆脱贫穷，反而是鼓励基层政府通过“哭穷”甚至“装穷”向上争取扶贫政策、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主管部门寻租的空间，滋生腐败的土壤。　　（二）管理体制的缺失，扶贫资金成为“唐僧肉”，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　　财政扶贫资金绩效偏低主要表现在资金截留、目标瞄准性差

6、、投向不合理、监管机制缺失等方面。据统计，目前扶贫资金只有35.3%真正用于贫困户，有44.5%覆盖了富裕户，另外的20.2%则花在了中等户上。据世界银行对我国一项调查显示，593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扶贫资金中，只有70%的减贫资金和60%的发展资金用到了贫困户上，扶贫资金漏出率超过30%以上。　　一是在资金管理上。部分地区在扶贫项目规划执行和项目资金管理等方面有所松懈，工作效率不高，监管工作不力，缺乏规范性。某县在拨付本级安排的扶贫项目管理经费凭证后面，附了一个部门的资金申请报告，该报告中有一项经费为争取项目经费40多万元。经查，该笔经费全部拨付给了项目主

7、管部门但未报账，虽然目前该部门已对此予以整改并如数追回财政资金。但这种做法非常恶劣，是典型的打着幌子为部门或个人谋利益的违法行为。二是在规划执行上。个别地方由于主要领导调整等原因，在项目申报、实施中调整了以前审定的项目规划；有的地方根据当地领导的意图，打破了原定规划，随意调整地点，分散实施项目。严重影响了扶贫项目的严肃性。三是在项目申报上。个别地方同一项目存在多头申报、重复申报问题。某县在申请贴息资金时，通过两条渠道分别报了中央和省上两个方面的贴息项目。当地财政部门在项目申报时，没有履好职、尽好责，没有把好申报关口，而是被部门牵着鼻子走，当“甩手掌柜”和

8、“二传手”。四是在基础管理上。部分贫困县扶贫干部政策和法制观念淡漠、项目计划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