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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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　　【摘要】在村民委员会竞争性选举中，贿选现象愈演愈烈，这已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一大障碍。贿选的产生和蔓延有其内在的社会基础，构成这一社会基础的主要因素有利益取向、村庄派系、人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等，它们相互之间形成共振并反作用于现行相关法律制度。所以，必须运用多元的手段和方式来约束和调整贿选行为。　　【关键词】贿选；社会基础；法律制度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一、浙江省M村村委会选举与提出问题　　M村处在浙江省沿海城市城郊结合部，全村有11个村民小组和2300人口，2005年人均收入有8900元，村级集体经济较为发达，为

2、本市的富裕村庄。该村有1个大姓6个小姓，大姓为李姓，约占全村人口的50%，小姓有施、陈、叶、黄、张和金等姓氏，其中施姓和陈姓分别占有16%和13%。2005年该村采用海选方式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村主任竞选的有李某、施某。选举前几天，村里十分热闹，白天宴请不绝，夜间串门频繁，不时传出送钱送物的消息。正式选举后，施某以10票之差的微弱优势获胜，李某不服结果，以流动票箱投票有“鬼”和施某有贿选行为为由状告本次选举不规范，要求重新选举，市乡两级有关部门接到投诉后迅速派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为：证据不足，选举有效。　　李某是上届村主任，家里开办了小型电子器件加工厂，经济实力较强，又是李姓中有影

3、响力的人，实属本村经济和宗族文化双重性质精英。而施某也在本村开办五金加工厂，赚了一些钱，是本村数二数三的富人，同时由于其妻子又是本村的李姓，其房头较大，兄弟较多，所以施某在李姓中也有人脉。据村民金某反映，“李某和施某分属于两大不同派系，势力相当，他们是两派中的主要人物。李某为上届村干部，人眼较熟，但任职二届后自然得罪了一些人，这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至于选举中送钱送物的事情，外人难以搞清楚”。　　据本人调查，如M村的选举情况，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其它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相当普遍。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竞争性越来强。这不仅激发了广大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也激发了各竞争

4、主体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参与竞争的积极性，作为内生性贿选行为由此产生出来。　　贿选是指候选人以金钱或其它好处做手段，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愿，使选民将选票投给候选人自己。按照党国英的理解，贿选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贿选者只给那些承诺给他投票的选民某种好处，而对其他选民不施以任何好处。第二，贿选者对选举过程进行某种监督或控制，以确保得到自己好处的选民给自己投票。所以，凡是发生贿选的选区，选举过程一定是不合法的。第三，贿选者在给选民施以某种好处时，采取秘密行动（党国英，2006）[1]。近二年来，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纷纷从法律规范视角上研究贿选行为，认为产生贿选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法律制度对贿选界

5、定不够细化，适用性不强，如预选阶段送一包烟或一瓶油，怎么定性（方立明，2007）[2]；对贿选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制度缺乏刚性；监督主体不明确，监督虚化（胡建，2005）[3]；理性的民主观念不强，行贿者从功利出发，用尽各种手段获取胜利，从而谋取个人或群体的经济利益；收贿者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放弃公共利益，获取个人经济利益（黄宝久，2005）[4]；所以，要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增加贿选成本，使竞选者不敢贿选，不愿贿选；强化教育，提高广大选民的政治素质，使行贿选者不能得逞（徐延山，2006）[5]。　　制度规范越完善和越刚性，对贿选行为的约束力越强，这是以上学者和基础干部把现行相关法律制度

6、作为主要考量的基本逻辑，但是，在认定现行法律不够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诸如M村庄选举，还是内地相对落后村庄的选举，尽管地方性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但贿选现象越来越突出，贿选手段越来越隐蔽，制度边际效应递减越来越明显。是何种因素在反作用于法律制度呢？　　由于村庄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构成这系统的结构要素有：自然空间、制度规范、利益取向、村庄派系、人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等。其中，利益取向、村庄派系、人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等要素共同构成人们行动的社会基础，由此支撑贿选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并反作用于现行法律制度。　　二、贿选行为的社会基础　　利益是贿

7、选产生的动力来源，竞选者的利益目标诱导出他的理性计算，从而产生贿选行为。从广义上讲，这种利益目标包括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二个方面。经济利益目标是竞选者把贿选当成一种风险投资，并能够获得经济利益回报的预期。非经济利益目标主要指精神层面上的一些需求，诸如“争口气”、“有头面”、“过把瘾”等等。经济利益目标是竞选者的主要取向，相对经济需求来说，纯粹的精神利益需求促使村庄精英产生贿选行为也是存在的，但并不普遍。一般而言，多数贿选者获胜后在获得经济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