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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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述历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口述历史，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对艺术教育而言，今年注定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恰逢教育改革进入新的具有开拓性的历史阶段。从实践角度讲，艺术教育改革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则是公认应该加强的方面。民族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艺术教育的实践与探索，在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方面，口述历史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新的角度，而我们对其的重视和发掘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让民族音乐文化在今天的艺术教育课堂上大放异彩的程度。　　英国口述史家保尔汤普逊曾说：口述历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

2、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建构自己的将来。作为历史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对历史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将其引入音乐史领域是很自然的事情。近年来，对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初步取得成效，可以肯定的是，该领域的研究还需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及手段。因为口述历史的目标是为了寻找并采集历史的真实情况，作为口碑史料以弥补档案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认为，口述历史理论先天不足并严重滞后、口述历史实践缺乏工作规范、口述历史研究缺乏必要的深度，缺乏比较专业的研究队伍。为了切实推进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要强化口述史研究的规范化建设；要加强口

3、述历史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要加强口述史专门人才培训，并组建专业化的口述史研究队伍；要推进口述访谈的普遍实施；要筹建中国口述史资料档案库。目前，中国口述历史工作的最大隐患是口述访谈实践缺乏工作规范。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初步制定了一套关于口述历史采访、出版、研究的规范、章程和工作规程，在口述访谈前期准备、访谈过程、后期整理、访谈规则、操作技巧、权利协议等方面，对口述历史访谈工作进行了规范，尽量减少版权纠纷。　　同样，音乐口述历史的学科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比如近现代中国音乐历史当事人逐渐离开人世，随着他们的离去，许多音乐史实的细节

4、也消失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宋瑾认为，采访重要音乐文化当事人、梳理相关口述史的工作已经处于紧迫状态。例如，蔡继琨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音乐史的重要当事人之一，他是上海国立音专首任校长、我国台湾交响乐团创办人及首任首席指挥、菲律宾马尼拉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多次出任国际音乐赛事评委；改革开放后回国，创办福建音乐学院。他在20世纪中国音乐创作、指挥、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是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经历者、见证者，并掌握了丰富的相关资料。宋瑾多次呼吁福建音乐界采访蔡继坤，做相关口述史记录。遗憾的是此呼吁未被及时采纳，近百岁的老人仙逝了。为此，她

5、希望音乐口述史的工作有组织、有规划、有专人和专项经费的支持，及早开展。　　对人物进行访谈式的口述资料收集，在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中并不鲜见，但还多停留在传统史学研究的资料收集环节，对于这部分资料的运用多被视为以文字性史料为主的补充。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彭丽说：时至今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仍是一部部分精英事迹写就的音乐史，我们的音乐历史研究仍是粗线条的，需要更多历史细节的描述与研究。口述历史无疑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借鉴。当我们重新审视历史环境时，希望透过这扇窗，能够看到更加真实的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6、博大精深的口耳相传口头传承的传统。这也是中华民族各民族音乐文化赖以传承的基本方式。纵观中国各地区的民歌、戏曲、曲艺以及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均可以说是中华各民族对于自身文化口头传承自觉的结果。尤其在民族音乐的范畴，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活的节奏、唱腔等赖以沿袭发展，都是靠口耳相传的传承体系来支撑的。　　但是，口头传说、口头传承与当代所言的口述史学科有着本质的区别。李红梅认为，前者是社会发展中不同民族、不同阶层文化自觉存在、自发流传的一种形式。而后者则特指当代的一种研究方法，需要研究者以访谈记录的形式直接面对被研究者，参与观察他们的社

7、会生活，将不同的声音完整记录，并结合多元的视角，进行深层阐释的一门学科。我国学科体系的建立基本源自学习、效仿西方的学科体系，口述史学科也如此。将口述史学引入音乐研究领域，形成音乐口述史的完整学科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上世纪20年代初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对于民歌的收集，以及50年代开始的中国民族音乐收集整理，都采录了大量的口头音乐资料。但多是服务于音乐创作，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即把口述历史事件当做一个专门学科，则是从80年代中期民族音乐学学科兴起之后开始逐渐发展的。近年来，随着口述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引进，特别是在民族音乐学

8、研究中，运用了口述史理论与方法，使得民族音乐领域中的口述史研究获得较大的进步与突破。学者们在重视民族音乐本体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民族音乐口述史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音乐学界对口述史研究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还存在许多疑惑与误解，对口述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