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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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奥尔森学说看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摘要：孔孟的消极革命观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在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分析中得到了最新的证明，但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关键词：孔子；孟子；奥尔森；消极革命；积极意义在动不动就要去进行一场暴力革命的革命万能论彻底破产之后，目前国内外的不少学者又逐渐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号召人们“告别革命”云云（李泽厚、刘再复可为代表），把所有的革命贬得一无是处，声称革命不过具有一种消极的意义（例如破坏），此外别无任何积极的东西。然而，仔细分析的结果表明，革命的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姑且不论邓小平便发现存在着和平改革这样的“第二次革命”，仅仅就革命一词的传统

2、内涵而言——革命意指不与统治者打交道、直至用武力推翻统治者，革命即可分为积极的革命和消极的革命两个大类。主张积极革命的人随时准备起来革命，主张消极革命的人则是一群坚持说只要有可能就少去闹革命的人，他们充其量是把革命当做对统治者的一种潜在约束、边际约束。笔者认为，空洞的革命万能论和革命过时论尽皆荒谬，过时的是那种激进不已的积极革命观，谨慎稳健的消极革命思想至今都非常有用，深入研究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蕴藏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中国消极革命观的鼻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和孟子，他们的革命理论不但曾经长期支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而且在一个革命的名声似乎不太响亮的后革命的纪元里

3、还有助于挽救一下革命的行动。拙文撰写的目的即在于，依托美国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Olsen）的有关学说，对孔孟消极革命观的积极意义给予初步的发掘整理，为进一步科学地作出中国古典政治文化的当代阐释打下一定的基础。一、“闻诛一夫纣矣”——孔孟的消极革命观概览众所周知，孔孟思想的根本宗旨是试图从修身养性的“内圣”开出安邦定国的“外王”。出于对一个内圣外王治下的太平盛世的真诚憧憬，孔孟终其一生总是将考虑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政治方面，《论语》、《孟子》一半的篇幅涉及的均系政治内容，半部《论语》治天下并非全属无稽之谈。权力又是政治的核心，关注政治必定

4、预示着关注权力。恰如波普尔所见，古代的政治学与现代的政治学有一显著区别：前者重视要由谁来掌握权力，后者重视应怎样去制约权力。作为中西方古代政治学的领军主张，孔孟的内圣外王美景和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国都是寄厚望于掌权之人的，为此一个想搞王道仁政建设的君主可以被赋予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孟当然无法知道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这些现代政治学的简单原理，无法知道腐败和镇压之类权力固有的运作规律会诱使任何的善良意愿变质走味，陷入了永远无望地企盼今后降生一个好人来执政的恶性循环之中，以至于严重延缓了中国的民主进程，拖

5、了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后腿。不过在孔孟浪漫的、诗意的政治幻觉中毕竟还是保留着一丝充满睿智的清醒和警觉，即他们身边那一个个极权在握的大小君主几乎全是群为害一方的恶棍。孟子说得好：“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1]（孟子·离娄章句上）面对暴君代作、不仁不义者占据统治高位的严酷现实，判不仕系无义、目洁身属乱伦，大肆宣扬忠君思想的孔孟只好以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式，即以一种迫不得已的境遇主义方式来阻止统治者继续作恶。于是，一种伟大的消极革命观、相对君权观的萌芽出现了：若不是确有必要，就勿需限制君权；但若是确有必要，也允许限制君权。主张对权力能不限制就不限制决定了

6、孔孟的反民主性质，主张该限制权力也不可不去限制又决定了孔孟并不属于君权至上论者的阵营。孔孟所处的这一位置相当微妙。孔孟用消极革命的方式对君权实施限制的主要场合有二。一是在尚可忍耐的常规情况下断绝同君主的合作关系，我们称之为“距离疏远限制法”；二是在忍无可忍的极端情况下用武力颠覆君主的统治，我们称之为“人身消灭限制法”。孟子借给齐宣王解答两种官员的含义之机系统地叙述了他的君权限制措施：“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性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7、1]（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的英雄豪气无疑肇始于表面上温润含蓄的孔子那里，韩愈谓孔子逝后唯孟子之传得其宗，当然也包括消极革命的学说在内。因为，奉“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1]（中庸章句）的周武王为宪章，赞“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蘧伯玉为君子的，不是孔子又是谁呢？尽管大家即将看到，选择距离疏远限制法虽说可敬但却无用，选择人身消灭限制法虽说有用但却危险，我们仍得强调孔孟设计的限制君权的消极革命方案在整整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史上再无有过其右者。如果不是孔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