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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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金庸小说，宜作为寓言小说读，这个问题不少论者已经谈及。(注1)　　但是推论的下一步，或许还可一谈：正由于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武侠小说，它们并不“反映”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例如“好侠尚义”，“善恶分明”，“英雄崇拜”等等。(注2)——金庸小说并不反映，而是反思这种国民性，其武侠题材与寓言主题之间，有明显的张力。　　大多数金庸小说，可以读成“成长小说”(注3)，书中的主人公习武成侠，走向江湖，但是在经过各种高手威逼，卷入打杀报仇抢宝争霸，历遍武侠世界，饱经沧桑之后，走出江湖。　　又是寓言小说，又是成长小说，如何理解?主人公的成长的标志，是翻然彻悟，是取得一种超越——即从有限的

2、人生经验，体验到一种无限性。　　如果说金庸小说“反映国民性”或“表现民族性格”，就会有很多说不通的地方。国人虽然爱读武侠，而侠义式的善恶分明，却并非普遍的国民性。实际上中国人比起许多其他民族，善恶并不更分明一些，侠义精神恐怕也少些。　　中国人的善恶观，或侠义观，有其更根本的底蕴。而金庸小说，是这些民族性底蕴的深刻寓言。在这篇文字中，我称这些为“民族共识”，也就是说，中国人，无论善恶分明不分明，侠义不侠义，都多少赞同的一些更根本的想法。1　　我关于民族共识的讨论，当然是受了哈贝玛斯(JungenHabermas)关于“共识”(consensus)理论的启发。只是哈贝玛斯谈的是社会共识，探讨的是当

3、代多元社会中有待形成的共识。我想在金庸小说中找到的，却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无论属于何种阶层或集团，其思想方式的最低公分母，是已经存在许多世纪的基本思维方式。　　哈贝玛斯作为德国阐释学传统的继承人，强调人们通过语言进行的“交往行为”(municativeAction)，互相作为认识对象。“经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是在主体之间分享的”。(注4)　　民族共识由无数世代的文化积累形成，成为一个民族不言而喻的判断标准。一个民族的个体，思想千变万化，但变异往往只能构成个人的特立独行，或局部的小潮流。民族共识却在民族共同潜意识的深部运作，它的变化极其缓慢、成为纷乱起伏的各种思潮背后的“原范型”(arch－p

4、aradigms)。(注5)　　哈贝玛斯强调，现代性本身引发进步，同时造成反进步。当代社会的极端分割多元，各种利益集团必然冲突，导致行为规范的“合法性危机”(legitimationcrisis)。　　行为规范危机，在中国当代社会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我认为，这会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超大国家，没有一个大致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只有应付眼前问题的政策，方法，手段，只顾近虑不想远忧，时间越长隐患就越严重。　　这不是几个知识子的危言耸听。近年来，我们看到听到许多关于价值失范，世风沦丧，民族素质严重下降的惊呼，有识之士为此扼腕，苦于找不到解决方式，甚至找不到基本的出发点。　　曾经

5、有几个人提出“拉下面子比弄虚作假好”，由此引起争论。但是争论的另一边，提倡“终极关怀”，陈义过高，也并非天天要算帐的小民所能接受。　　有人提出宗教情怀，但是宗教的号召力，最终还是必须基于民族共识。　　因此，我认为哈贝玛斯的论题，对于当代中国，甚至比对哈贝玛斯自己的国家更重要。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各有各的社会问题，但是其宗教/意识形态并没有根本动摇。哈贝玛斯的任务是如何以批判反思(Criticalreflection)改造再建交流原型，以促成社会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而我们的任务不同：我们面临当代世界最大的，也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一个意识形态真

6、空，我们的任务不可能靠反思合法性成问题的规范来完成——我们面临的是规范的几乎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找回”到更为根本的，初始形态的民族共识上去。　　哈贝玛斯讨论过这种比世界观、道德观、历史观等更为根本的共识，他称之为一个民族的“背景共识”(backgroundconsensus)。而且哈贝玛斯认为，可以认为背景共识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它们作为社会共识基础的作用。　　民族共识很难以统计或社会调查求得，社会的人受到政治、生计、习俗、时尚等的干扰影响，不得不作许多权宜的决断，而这些权宜经常变成厚重的利益覆盖，使民族共识被遮没。在此，就需要更有穿透力的批判反思。2　　带着课题读金庸小说，

7、是否会犯自我诱导而作“过度诠释”的错误?金庸小说有没有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民族共识”?细读金庸小说，我觉得金庸可能有这种意图。他笔下的武侠行为，可以读成是在描述“社会交流”。　　哈贝玛斯把社会交流主要看作语言——行为(speech－action)。武侠世界，交流的主要方式是打斗，金庸笔下的技击，远远不只是一种身体行为。真正的功力来自于某种籍典，某种讲述。甚至，讲述本身代替对斗。《书剑恩仇录》中借论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