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具匠心　妙笔生花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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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具匠心　妙笔生花论文.freelobilization)一词，而不是“社会运动”这一概念，因为前者比后者包含更广泛的意义，“表示一个群体或社会部门的‘极度参与’，即那些尚未被现存权力机构和社会规范所赞许或预言过的行动。”至于“社会运动”，通常只有狭窄的含义，“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创造一种集体意识和一种变革社会结构的战略。”(第397页)同样，在作者看来，如果不把看似内涵相同的概念相混淆，可以借助于过去更好地理解现在。“考迪罗”和“军官”的比较就是很好的说明。作为临时凑合的勇士，考迪罗“实际上是西班牙殖民国家崩溃和社会瓦解的产物”，“反对国

2、家垄断或在它的废墟上产生”；而军官是“一个组织者，由国家产生，为国家而存在”，与“代表个人暴力”的考迪罗相比，“现代军事组织是公共的、官僚化的机构，它们掌握着利用合法暴力的技术垄断权”。(第314页)通过这种历史性的对比，可以得出结论，现代拉美军国主义与昔日的考迪罗主义是不能划等号的。第二，在分析问题时，作者并没有局限于近乎成为定论的观点，而是敢于推陈出新，提出自己新颖的看法，这意味着相关的研究又往前迈了一步。例如，第2章中对“如何理解民主在拉丁美洲的早期发展和巩固”这一问题，虽然已经存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民主的成功与失败看成是直接与更广阔的

3、文化和经济力量”相联系。(第66页)但是，作者却提出质疑，认为“文化和社会—经济因素最多不过是促进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它们不能解释西半球民主发展经验的重大变化，尤其不能解释那些特别不正常的实例(比如智利、阿根廷、哥斯达黎加等国家与众不同的政治模式)。由此，作者认为，民主“更强调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变量——一些凭其自身而成为干预性的或独立的变量。”(第67页)这种严密的分析和推论，让读者体会到原有观点的欠缺之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种新的见解。又比如在第6章，在一般人看来，由于农村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很难把握住群众运动的中心和重点，很难

4、有条有理地说明各种事件，更甭说提出创新性的论点了。但是，作者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不仅能够高度概括事情的前因后果，把看似一团糟的事件解释清楚，还能够发表与众不同的高见。为评估农民运动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作者不仅探索了不同时期特定的群众运动和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之间的关系，还特别关注与农民运动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活动家们(他们参与地方农民组织和各种农业工人组织或其他全国范围的活动，并根据自身目的利用或改变国家机构)，由此得出新的结论：在拉丁美洲当代历史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变革中，农村的基层群众组织“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

5、与者”，否定了农民“抵制现代化”的说法。(第505页)第三，作者在论述问题时，既注意点出每个历史时期的共性，又着重分析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殊性，从而达到共性与特殊性的完美统一。例如，在第5章“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作者从整体上划分成5个时间段来缕析劳工运动的曲折成长发展史。在第一阶段(从1929年的经济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受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严重影响，早期劳工运动处于混乱和紧张状态，30年代中期和晚期出现人民阵线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随劳工运动的普遍平静而结束。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在巴西和

6、阿根廷总体的政治环境不太有利，工会只好处于守势，相比之下，墨西哥的劳工运动在30年代后半期就做得很好，这与每个国家的职业和阶级结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分不开。另外，第三阶段(50年代和60年代)的主要特征是“政治遏制或监护”，“总的劳资关系尤其是工会组织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控制，这常常意味着工会丧失相当大的自主权。”在这种情形下，大多数国家用“组合主义”的形式来组织劳资关系，但是在组织程度上却有所不同，巴西和墨西哥是差别最大的两个国家。在巴西，组合主义的劳工立法“更少允许工会拥有自主权”(第358页)，而且工会资金被管束得很严

7、、很死；而“与巴西工联主义的统一结构相反，墨西哥的工会有着各种可能的形式和规模”；而且“只要他们不直接向政府挑战，墨西哥的工会领导人就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不仅能够“行使政治权力，而且还可巩固个人的王国及发展与普通会员和其他政治活动家之间的委托人关系”。(第359页)通过这种衬托性的研究，既不失偏颇地点到代表性的国家，又让读者了解每一历史时期总的发展趋势，是整体与部分的完美结合。第四，作者对待某种社会现象，不是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分析，而是将其置于宏观大背景中，力求深入挖掘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注意考察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例如，作者运用共同的分析框架

8、从3个宏观方面来分析1930年以来拉丁美洲农村地区政治运动和社会暴力背后的社会动因。“大庄园制度和农民社群不再是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