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地带：反腐败法律的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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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灰色地带：反腐败法律的文化分析［英］迈克尔·帕尔马（著）　李昌林（译）　　摘要：法人类学对腐败和反腐败法律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指出了法律界定为“腐败”的行为的社会根基以及腐败行为的两个规范框架：国家的法律和社会惯例；评估腐败问题时存在的双重标准：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常常认为“南方”和“东方”国家的腐败问题比“发达”国家更严重；反腐败与政治稳定常常难以求得平衡，媒体对腐败的报道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在处理反腐败问题时常常采用过于简单的两分法。法律人应当对这些卓识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对于理解英国的几个重大案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腐败；反腐败法律；法人类学；

2、荣誉称号；国家安全　　Abstract:　　Legalanthropologyhascontributedinsightstothelegalanalysisofcorruptionandanti-corruptionlaphasisesthesociallyembeddednatureofmanypracticesativeframeetimesfoundintheassessmentoftheproblemofcorruption,entsassumingthatcorruptionismoreseriousinthe“South”andthe“East”

3、thanitisinthe“developed”ustbestruckbetassmediareportingofcorruption,andthetendencyofanti-corruptiondiscoursetorelyonover-simpleconceptualdichotomies.LaajorcasesintheUnitedKingdom.　　KeyichaelBanton(ed.)TheRelevanceofModelsforSocialAnthropology,London:Tavistock,1965.)这种社会惯例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毫无

4、疑问有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且，我从个人的经历也得知，很多香港商人于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到中国大陆投资时，基本上是依靠“关系”建立起来的信任，而不是依靠诸如合同之类的正式法律武器（必要的时候可以诉诸法庭）。尽管后者是重要的，但是真正的保障在于通过“关系”建立起来的信任。在法律改革初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法律职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官方视为解决“关系”问题的一个途径，认为有了法律和律师以后，对关系的“需求”必将减弱，尤其是在商业领域。然而，目前中国民众通常把律师视为“关系学家”，他们能够利用他们苦心经营的社会资源帮助客户达成生意上的目标。　　官方对“关系”在很大

5、程度上仍然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很容易让人想到贪污腐败。但是，多数普通人的看法是，“关系”是必要的，有时候还很不错。只要运用得当，那么它就不是腐败［5］，而是“人情”，与儒家处事原则是一致的。根据这种处事原则，送礼和帮忙并不具有手段性质，而是一种诚挚感情的流露和表达。　　从这种角度来看，“关系”与“腐败”、“贪污”有着强烈的反差。问题在于，虽然“关系”与“腐败”、“贪污”在观念上是不同的，但在实践中它们却可能发生重合：“关系”可能成为腐败的前奏，腐败可能被伪装成纯粹的“关系”。如果在春节等日子给当地政府官员送礼以表谢忱（这是传统社会的习俗），这个问题就更为复杂了（

6、多年以前，我在香港郊区的一个小镇生活了一段时间。春节期间，当地村民要向我所在社区那位乐善好施的首领送来各种小礼物，以表达他们对于他所提供的帮助的感激）。从社交的角度看，送礼是必要的，拒绝接受礼物是不妥的。　　除了提倡“自下而上”的进路，法人类学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观点。我们对这些观点或许会表示赞同，或许会表示反对。作为法律人，我们可能会觉得它们是在误导，或者太显而易见。但是，哪怕仅仅是由于如同我在上文中指出的，这些观点与崭露头角的全球反腐合作相左，或者对其持批评态度，我也觉得有必要提一下。　　法人类学的第二个主张是，把腐败界定为一个严重问题，这本身就是成问题的（诚

7、然，他们承认，正如前世界银行行长詹姆士·D·伍尔弗逊所强调的，腐败是严重阻碍公平公正发展的一个“毒瘤”［6］50。但是，“腐败”也轻而易举地成为发达的“北方”评价次发达的“南方”和“东方”国家的话柄。法人类学者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在世界上的发达地区，腐败不过是一个“偶发”现象，而在其它地区则是“制度性”的，特别是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东欧的一些“弱小国家”，腐败更成为问题。人们对安然之类的案件，则往往变得十分健忘。换言之，在分析腐败问题、促使“最高的正直标准”成为治愈腐败的良药时，我们“西方国家”不应当采用双重标准［6］51。　　第三，腐败通常根植于一个较大

8、的权力结构之中。这意味着腐败不是一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