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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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焦虑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焦虑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犹如钢铁战车般急速前行，所到之处皆灰飞烟灭。一切都处于剧烈的动荡和流变之中，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1]。这种理性的狡计留给我们诸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的根！为此我们陷入了日愈的焦虑之中，中国文化欲往何方，而吾辈又欲何为，这已经成为当下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认真而严肃的态度。　　　　一、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遭遇　　 　　根据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观点，现代性即是指当下的社会生活处于流变的不确定状态；而马克思则认为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可见他们关于现代性体悟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性特征的外在表现即：流动性、建构性、不稳定性、不确切性。于是在现代性的引领下，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3]。由于现代性是伴随着商品来到人世间的，因此商品就成为现代性的领跑者，它冲破了民族的、地域的和国家的界限，它不断地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4]。于是一切都牢牢地打烙上现代性的印记。本文由.L.收集整理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系一物两体，现代性萌生的同时，后现代性也在现代性的子宫中孕育着。然而，后现代性却反对现代性高歌猛进和对世俗的不屑一顾的高傲姿态，反对现代性施付于人、社会和自然的不平等和奴役，反对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解构。然而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5]。这种不自由，这种枷锁正是现代性或现代理性的扩张并加诸人类自身的，因此必须实现人的解放。尽管后现代性看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他们开出的药方能发挥多少功效却是未知的。因为现实世界的发展是多级的，存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时空差别，如若离开具体环境抽象地谈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似乎有奢谈之嫌。 　　综而述之，现代性面对后现代性的诟病是维护由于而反思不足，而后现代性则是批评有余而建构不足。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从现代性壁垒中冲出了现代性的建构者哈贝马斯，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但是危机已经产生，而要摆脱危机要求社会活动参者由对抗转向交往、对话。因此对参与者来说，首先，它必须被认为是真实的；其次，它必须被认为是真诚的；再次，它必须被认为是正确的[6]。基于这种主体间性的交往能力和条件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可以规避的。后现代性阵营中的杰出代表是福柯、德里达等，他们不仅寻求纯粹的理论建构，而且还猛烈地抨击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文化。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认为，解构不是摧毁，而是一种策略或叫做建构更为妥当。解构的基本精神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颠覆在场的形而上学，主张阐释的多样性和不可终结性。总之，他们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话语权征战。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风靡全球之际，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也不可以置身事外的，因而它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剧烈碰撞的激流之中。但在现代性已经初具雏形的19世纪，中国依旧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这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注定中国文化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番阵痛。于是一场以商品贸易为媒介的，而事实上是由资本家们的利己心所怂恿的贸易战争爆发了。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遭遇既是一场偶然的邂逅，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现代理性认为它能操控一切，而资本的本性则是寻求价值的无限增值，因而它必须到处开拓市场、寻求奴役对象，于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后现代性注定要不期而遇。这次邂逅的结果是：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7]正当现代性才登陆中国不久，后现代性也悄然而至。面对来自大洋彼岸的发展理论中国人陷入两难抉择的困惑，中国文化对此则略显苍白、乏力和无助。因为如若追随现代性，中国传统根深蒂固，封建统治致使古老帝国积重难返，前途堪忧；而追随后现代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又无从谈起。这种精神病理学上的人格二重分裂的临床表现在中国文化中萌芽发展了，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奇观！　　　　二、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现状　　 　　1.文化主体空场。文化是属于一定主体的文化，而主体则应是文化的主体，因此没有脱离主体的文化，因为没有主体的文化是干瘪的；也没有脱离文化的主体，因为没有文化的主体是虚空。所以说到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8]但是很奇怪，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尽管人们大谈以人为本，殊不知这里的人是被抽象化了，原本真实的、鲜活的人在此仅剩下一堆概念的空壳。造成这种人学空场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无数理论工作者和大众传媒，他们把本该属于主体的内容抽象掉自己反而成为主体，把本该服务于主体的工具上升为主体必须为之服务的工具。现实的、真正的人变得日愈单向度了，主体被遮蔽了，这种本末倒置的文化现状令人堪忧。　　2.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价值层面来看可以把文化划分为高雅的、大众化的和庸俗的等三类。高雅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所享有，是时代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以至于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大众化的文化是占有社会成员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它是人们日用饮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庸俗文化而言，它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背道而驰，是人所诟病的。然而在充斥着金钱、权利、欲望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很少有不动意念者，于是高雅的和大众化的文化逐渐疏离人们的视野和生活，而庸俗文化则无所不用其极，日愈动摇和蚕食着大众文化的根基。今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识之士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9]的现状感到痛心疾首。 　　3.文化发展的无个性。文化力量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日愈占据重要地位，同时文化还是一种符号，一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身份标识和象征，因此可以把文化看作是民族、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活化石。但是若要寻问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也许人们会一致地认定为中庸，但无数现实警醒我们这倒未必，那也许是实用，也不尽然。总之很难界定当下中国文化到底属于什么类型，因而唯有强为之名曰四不象了，对于这一标签的认定只要是有文化感悟的，是不会毫无见解的。以建筑业为例，中西合璧的模式是最易接纳的，但是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凡是上规模、档次的建筑工程几乎都是由国本文由.L.收集整理外设计师完成的，中国风格尽失，以至于人们戏谑地称中国是外国设计师们的试验田；再以百姓生活为例，当前快餐文化风靡全国，它受到了妇孺老幼的青睐，年青一代更是趋之若鹜，很难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国度，它的文化尽能为几个简单的广告词汇所宰制。　　三、中国文化现状的历史成因　　　　造成上述中国文化状况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须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冰冻三尺亦非一日之寒，而长期的历史活动则是这一现状的缘由所在。 　　1.四次历史转型导致中国文化的四次整合。1840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现代性以一种粗暴的形式与孱弱的中国文化遭遇了，它迫使中国文化接纳它，于是开始了第一次文化整合。这次整合的推动者是来自封建壁垒中的开明阶层，然而他们都拖着庸人的辫子，终究是不彻底的，为了既得利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的口号，因此这次转型的结果是毁誉参半。第二次文化整合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知识分子是此次运动的推动者，他充满激情和知识、充满理想和报复，因此要来个与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要实行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专治，于是要打倒孔家店，就连文豪鲁迅也呐喊出救救我们的孩子，因为封建礼教会杀人。这次文化转型比上一次更为彻底，整个千年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第三次文化整合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确立下来，而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为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一场由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闪电再次击中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这次革命既革掉了历史、文化和传统，也革掉了整整一代人的理想和激情，全社会陷于几近于疯狂的非理性，中国文化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就是历史吊诡的体现。历经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化进行了第四次整合，这一次整合总结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得出深刻的见解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要更加重视思想和文化建设，积极融入到世界历史舞台中去。 　　2.商品经济的世俗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状的物质诱因。商品经济中国古已有之，曾一度兴盛，交往范围远达南亚、西亚和欧洲。但是这却是小商品经济而不是扩大化的商品经济，它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交往的频率是偶然而不是必然，交往的范围是特定的而不是世界范围的，因此它事实上是王道经济。相反，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值，寻求广阔的世界市场和奴役对象，它使人们的需要成为世界历史性的需要，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文化的需要和消费也是如此。是资本家和商品首次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界限消失，地球成为一个联系着的整体了。但是中国引入的市场机制和体制尚处于完善阶段，各种弊端尤其是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利影响不可规避。在利益的驱使下，文化也要包装上市。诚然文化产品具有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一面，但却不能忽视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塑造和自身文化内隐价值的提升，一味地追求实用和经济价值会消减文化创造的冲动、抑制文化发展的潜力进而迫使中国文化淡出历史舞台。所以，对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以及文化产业化的做法笔者是持谨慎态度的。 　　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是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两难处境的外来因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拒斥传统和中国文化的，那么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不期而遇的现实面前，国人应当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呢？对于阐述这一问题的最好案例当属王国维了。王国维系一代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面对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博弈，他陷入的迷茫境地，向后诉求找不到历史的回答，向前探索感不到一丝希望，王国维是这样说的：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10]面对这种文化冲击他选择了投湖自尽。　　　　四、发展中国文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固然与中国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力有关，但更根本的是她那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兼容并的博采精神。但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剧变，发展到今天已经全然失色，我们已经很难重建心灵的家园，我们既生存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同时又排斥自己的文化，甚至于沦落到失语、深陷文化的困顿，所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很艰辛、中华文明很累人，而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道修远、其时悠悠。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谈到了未来世界的八大文明形态，其中欧美文明或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东方儒教文明是最紧张的文明形态，他特别强调了东方儒教文明是基督文明的威胁，因此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中国文化如何定位已经迫切地摆上了中国人的议事日程。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用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中国文化建设，尤其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中国文化建设的中心，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文化立国，促进大发展、大繁荣就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为如前所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唯有在文化上有所建树、有所创造，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很难设想一个文化衰落的民族和国家能够苟活于世界，而古人有云欲灭一国，先去其文化，其真谛就在于此。 　　2.大力发掘、整理、研究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展现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引领时代风貌，重塑价值体系，整合文化资源，引导全民树立民族文化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心，特别是要激励全民爱护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行动，推动文化建设工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挑战，也是中国文化影响世界、发展自身的重要历史机遇，要坚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世界文化为养料、以世界交往为主要手段，突出民族特色，尽显中国风格，力争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抢占一席之地。　　3.加强不同文化形态的对话、交流和合作，这既是今天和未来世界民族文化的共同特征，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天的世界早已不再是小国寡民的时代了，它已经成为历史与青铜古玩一道陈列在古物博物馆了，而世界历史性的普遍交往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而文化的交往则要求不同的文化形态进行对话和合作，这就是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诉求，文化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应当强调文化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而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共同发展与繁荣[11]。尽管这样，共同的利益结合点促使这一机制得以形成。其中经济的交往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文化的交往则创造了世界美文学，这为世界和中国的文化整合提供了现实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