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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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代江南地区的士商亲融关系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　广州　510631）[摘要]13-14世纪，在回回人经商之风的影响下，蒙古人统治下的江南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商业繁荣局面，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迅速起家的商人阶层对传统文化的代表士人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态度；投桃报李，南方士人搬出《尚书》、《史记》，竞相礼商。[关键词]元代，江南，士商亲融IntimateRelationshipbetweenMerchantsandScholarsinYuandynastyAbstract:BecauseoftheinfluenceofthecommercialtraditionofMuslims,theYuand

2、ynastysawgreatcommerceprosperityinJiangnanareaandthesocialpowerofmerchantsbecameunparalleledstronginthehistory.Merchantsandscholarswerethuspushedtoreciprocalsocialpositions;intimaterelationshipwasconstructedbetweenthem.Keywords:YuanDynasty,Jiangnanarea,merchant-scholarrelationship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给世界尤其是中国

3、带来了空前的震撼。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们在数次西征之后，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江南。最早归附蒙古的色目人成为元朝征服者的助手兼理财能手。不论是大都城内，还是外地商邑，到处可见色目商人的身影。蒙古人南下更为回回商人开拓了新的用武之地：“天戈一日南指，多少贾胡留。”参考文献：曹伯启：《水调歌头次复初韵》，《汉泉曹文贞公诗集》卷十。元朝统一全国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再加上蒙元政府实行的重商政策，在回回人经商风气的影响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从商的人数迅速增多，“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很盛，时人张之翰说：“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张之翰：《仪盗》，《

4、西岩集》卷十三。闽广海商、扬州盐商、江右商、徽商等都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商业舞台上，竞展雄姿。对此，当时人深有感触，以至于出现“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周密：《天市垣》，《癸辛杂识》别集上。的说法。前所未见的商业繁荣对南北方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士人阶层中也出现了南北迥异的态度。腹里定兴（今河北定兴）人王结对这种前所未见的社会现象非常敏感：“游心经济区，奇货真可居。”“举世治筐箧，此风定谁驱？”《张梅友编修以古诗四首见赠次韵答之》，《文忠集》卷一。他简直不能理解，让人陶醉的中国伦理秩序社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落到“举世治筐箧”的地步，对此，他迷茫而愤怒：

5、“此风定谁驱”？在他的《上中书宰相八事书》中，一个封建士大夫面对这巨大的商业冲击岌岌可危的心态跃然纸上：古者上自公卿下及民庶，冠婚丧祭之仪、第舍车舆之志、衣服器用之法各有等差，莫敢逾僭。故民各安其分而财用易给。今礼制不修，风俗侈汰，公卿大臣之家用不中节，穷极奢靡以相矜夸。富商大贾争相仿效，莫知纪极。金珠荧煌，锦绣炫烂，岂止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者？或美恶不分，贵贱无别。既无厉禁，有财即为。民无恒心，日趋于利。奸伪百端，求厌其欲。廉耻道丧，风俗日薄。《上中书宰相八事书》，《文忠集》卷四。而在广大的江南地区，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不管是沿海港口城市，还是内地商业城市，都出现了一股礼商的热潮。商人经

6、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使他们在江南地区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见增长。在元后期的江南地区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南方士人纷纷搬出《尚书》、《史记》，开始对商人及商业大唱赞歌。一、扶贫济世，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5为吏受赇婴木索，汉相忽遭东市斮。不如估客取邪赢，居货罔人人不觉。布素寒儒守乡学，夜夜孤灯同寂寞，不如估客醉名倡，百万呼卢投六博。估客乐哉真复乐，大舶飞山走城郭。珊瑚未数绿珠楼，家僮多似临邛卓。十牛之车三百车，雪象红牙水犀角。养犬喂肉睡毡毯，马厩驴槽亦丹雘。生不羡凤凰池，死不爱麒麟阁。估客乐哉真复乐。《元诗选》初集，卷七，。方回这首描写元代杭州湾富商巨贾

7、的《估客乐》使我们看到了十三世纪末江南商业的空前繁荣，和商人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空前显赫。随着江南商人经济力量的增长，其社会影响也随之得到提升。这一提升过程是在多种社会认同形式下完成的。首先，“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中国商人的传统投资取向。根植于广大的农村经济之中的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财富与地位都是直接与土地相联系的。元代的相当一部分商人也仍然没有脱离这一传统。“富者操金射民田，但喜市头添米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