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与空间均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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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经济增长与空间均衡问题[摘要]中国经济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方向是什么？如何转型？转型面临的难题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被讨论着。本文认同我国经济存在着周期性因素，但更关注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及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提出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均衡理论之间的关系。中国4/vie　　[关键词]增长创新资产泡沫空间均衡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1004-6623（2017）01-0007-09　　一、导言与文献综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全球经济、

2、贸易与投资增长大幅回落。至今接近9年，全球经济贸易仍未出现明显的复苏。我国经济增长率已经连续7年明显低于过去30年约10%的年均增长率。目前，我国经济下滑已经非常接近底部，L型的中长期增长趋势正在成为共识。这意味着我国经济下滑不再是常规的、围绕相对稳定的潜在增长率的周期波动，而是长期潜在增长率向下漂移的供给侧问题。外部危机引发的短期需求萎缩当然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在全球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再度出�F7%以上的年增长率，但未来30年，8%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当是个小概率事件。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志。　　坦率地说，过去几

3、年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还没真正起步，成功的转型案例不多。从全国范围看，只有京沪深的转型取得了实质进展，其中深圳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从低向高渐次转型的案例。与此同时，我们正在面临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成功转型的京沪深正在引领我国的房地产泡沫，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避免创新转型因资产价格泡沫走向崩溃？这是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蕴含的深刻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一定是确定空间上的经济现象，离开了空间的经济增长一定是不存在的。本文尝试建立一个经济增长与空间经济内在统一的理论框架，尽可能揭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有规律的空间特征。对此，本文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代表性较强的相关理论

4、及文献，综述如下。　　萨默斯提出（2014）①，工业化以前的2000多年，人类的生活水平变化十分缓慢，工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人均寿命空前提高。1820年出生的欧洲人，期望寿命是40岁左右。1820～1860年欧洲生活水平提高了大约40%，相当于在此前2000多年的增长。即使如此，工业化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也不过是2%。只有极少国家和经济体能够实现连续10年6%以上的高速增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打破了一般趋势，缔造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长的高速增长期。在过去的35年当中，中国经济每年以9%的速度增长，每8年生活水平翻一番，3

5、5年的时间内增长了16倍。发展之迅速，涉及面之广，与世界经济互动如此之强，在工业化史、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亚洲欣快症”与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的典型化事实》一文中，普里切特和萨默斯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论点，经济增速回归全球均值是经济增长领域唯一的典型化事实。依此规律，中印经济增速均会大幅放缓。印度，尤其是高速增长的中国，持续增长的时间已经是常见的典型高增长的3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回归全球均值，而且不能以中印经济减速来说明出现了重大政策失误。　　伍晓鹰（2014）认为①，过去百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一致性，都是自上而下的资源动员的追赶型增长模式，几乎所有重要的

6、政策都和保证增长速度有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最快的全要素增长。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骤然扩大的外部市场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获得了突发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间竞争在促进高增长方面的作用突出，但并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引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边际收益下降。世界银行（2013）对中国生产率下降和增量资本产出比例不正常上升表示过担忧②，认为中国政府为保经济增长正在消耗越来越多的资本，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的投资，在过去20年中已经从3.6上升到2012年的5.4。相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高速增长时期的2.7～

7、3.2，显然过高。　　青木昌彦（2015）指出③，2008～2012年，中国年均GDP增速为9.1%。去掉同期0.5%的人口增长率后，人均GDP增速为8.6%。劳动人口从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地区，转移到生产率高出5倍的城市，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11%。未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消失，这是日本和韩国的发展经验。过去10多年，中国资本产出比例持续上升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高。受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单纯的资本量增大，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将逐渐衰减。在新常态下，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