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禁婚令》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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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禁婚令》探析据《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载：诏后魏陇丙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泽、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为昏。这一诏令即通常所说的《禁婚诏》或《禁婚令》，但我们知道，中古时期士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者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婚”、“宦”即婚姻与政治二途始终是维系士族地位的突出的两个方面。然唐朝统治者却对其加以限制或禁止，其中缘由值得分析。从表面来看，据《旧唐书》卷八十二《许敬宗、李义府传》所载：“关东魏、齐旧姓，虽皆沦替，犹相矜尚，自为

2、婚姻。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陇丙李等七家，不得和与为婚。”似是李义府为抱私怨而为之，然此缘由过于狭隘。在此禁婚诏令颁布之后，中宗时曾再次强调过此诏令，据《文苑英华》卷九百《唐赠太子少师崔公神道碑》载：“神龙@中，中明旧诏，著之甲令，以五姓婚媾，冠冕天下，物恶大盛，禁和为姻。”而李义府据《旧唐书》所载卒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岂非中宗为一死人而颁诏令，由此可知，唐颁布《禁婚令》恐非盖因义府而为。初唐贞观年间，官方修订《氏族志》定士族等级时，主持修谱的高士廉等人将山东士族崔幹列为第一等，太宗阅后甚不悦，言

3、道“我于崔卢李郑无嫌，顾其世衰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赀。……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降崔幹为第三等，其他“后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宝等为冠，其后矜尚门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取当世勲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由这段文字可知,山东士族自矜门户和以婚姻敛财使得唐统治者对其比较厌恶。更深层次来说，按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两代的统治基础是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关中政治集团。关陇集团从其民族历史讲，最早始于北魏六镇的军人集团。随宇文泰一起入关的李弼、于谨、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等，也都是六

4、镇军人出身。北周宇文泰，隋代杨坚的父亲杨忠，及唐代李渊的祖父李虎，都出身于六镇的武川镇。这些人不仅是军事权贵，而且也是关陇封建集团的中心人物。此外关陇集团还吸收大批于侯景之乱北归的士族和关中当地的士族，故其实际上是代北、江南、关中的士族民族文化的融合体。虽朝代更替，然其主体未变，故唐朝实行的仍然是关中木位政策。而山东士族则没有进入这一权®神龙，为足武则天和唐中宗李显的年号。神龙元年二月中宗复国号唐，沿用武则天“神龙”年号不改，此年号共用3年，神龙元年为公元705年。®选自《新鹿书•髙儉传》。力核心圈，虽在

5、北魏时期，尤其是孝文帝时，鲜卑当政荠为了获得山东大族的支持，采取承认其地位，并且通过与之通婚将其纳入到北魏政权当屮，然随着北魏的分裂与战乱频仍，山东士族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因某个当权荠的消失而丧失或受到牵连，仅部分支系积极参与其中，如博陵崔挺一支进入关中，融入关陇集团，但大部分的士族或选择Y暂时离开政治亦或被动的卷入其屮，故在隋唐其政治地位明显下降。至太宗修《氏族志》降其为第三等只是一个缩影。然山东士族在地方上拥有显赫的声望和社会影响，他们希冀以此为资本步入唐的政治权力屮心，于是更自矜持，互相标榜，藉此与皇室

6、分庭抗礼。而朝屮大臣，如房玄龄、魏征等，受社会影响，亦推重山东士族，仰慕高贵的门第，继续谋求与山东士族联姻结亲，这刺激了李唐为首的关陇集团，故而“诫励氏族婚姻诏”，强调山东士族和朝臣要“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但这个诏令没有起到实际效用，由李义府到高宗时期仍为其子向山东士族求婚即可知，在民间仍旧以“五姓婚姻为第一”。故颁布《禁婚令》，企禁北朝以来久负盛名的五姓七家之间互相通婚，降低其标榜的高贵血统，打压山东士族。然此并不说明唐对士族的消灭态度，实际上是唐统治者想借此抬高关陇士族的声望，内心里也充满对士族的

7、渴望，从李唐屡屡修史重祖、崇道遵祖来看，家统血缘亦为皇氏所羡求，他们不仅成为政治领袖,也要成为社会领袖，而这种社会领袖地位的要求与北魏是不同的，北魏以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是与北方大族融合一体，共为社会领袖，而唐统治者追求的是像政治一样，高于其他大族的地位，故《禁婚令》实为关陇贵族或者说是李唐皇室与山东士族之争的一种体现，其结果也如太宗的“诫励氏族婚姻诏”，未收到实效。《通鉴》卷二百载：“族望为时所尚终不能禁，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昇姓为昏，其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荞，往往反自称禁昏家益

8、增厚。”宄其原因，首先是传统门第观念的根深蒂固。门阀政治确立以后，士族在政治、经济上拥有很大的特权，身居显贵，为了保护其家族血缘的绝对纯洁，使“士庶天隔”的界限固定化，他们把通婚的范围限制在一定的名门望族圈子之内，绝对禁止与庶族子女通婚，其婚姻形态实行严格的门阀等级内婚制。《魏书》卷五十六《崔辩传》载：“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FI,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