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四）——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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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下游稻麦复种制的形成和发展（四）——以唐宋时代为中心的讨论四、唐宋江南稻作以早稻为主还是晚稻为主？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唐宋时代的长江下游究竟是种早稻为主，还是种晚稻为主？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唐宋及其以前江南的稻作以早稻为主[1]。如果这一观点能够成立，又承认早稻很难与冬麦复种，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宋代江南的稻麦复种少之又少。这一观点是日本学者加籐繁有关研究的延伸。加籐繁认为唐宋以前中国水稻品种一般是七月左右收获的早稻，中晚稻品种是唐代至南宋末年逐渐形成的[2]。李伯重进一步指出南宋江南水稻品种仍以早稻为主，因为南宋江南的一些方志所载水稻品种以早稻

2、为多[3]。加籐繁做出魏晋水稻品种主要是早稻的判断，其根据是《齐民要术》和《初学记》引《广志》的材料，但他的论证颇多牵强之处[4]，而且《广志》并非经过调查制订的全国性品种名录，而是对各地品种尤其是中原以外的品种摭拾与登录。个别地方志的记载品种名称更不足以代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种植和推广的实际情况；因为某一类型品种在某一地区是否占主要地位，不是决定于该类型品种数量的多少，而是决定于该类型品种种植面积的大小[5]。因此，我们考察某时代某地区某作物的品种类型时，更应注意五、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的推广程度？日本学者足二启立、大泽正昭、北田英人等人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

3、宋代江南的稻麦复种主要实行于西部的河谷丘陵地区（即所谓"河谷平原"区域或"高田地带"），作为江南地区主体部分的江南平原（即所谓"三角洲"区域或"低田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一年一作甚至二年一作的"强湿地农法"，至明清之际，稻麦复种才占主导地位，其普及过程的完成，则要到19世纪的中叶[31]。大泽正昭氏也在《中国农史》上发表文章，指称有关宋代生产力的发展存在许多"虚像"，宋代生产力的先进区域依然是"河谷平原"区域，而不是以前人们漠然地所认为的"三角洲"区域；其中也谈到宋代"二作"（按指稻麦复种制）只能行于"高田"[32]。这种理论对"宋代革命论"、"江南先进论"等传

4、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它涉及问题很多，本文难以具论；兹仅就如何估计宋代江南平原稻麦复种制推广程度提出一些简单的看法，因为这是正确评价宋代稻麦复种制的发展和把握其时空特点所不能回避的。大泽等人的这一理论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长江"三角洲"低田地带的开发，不但要兴修水利，而且要实现"干田化"，在"干田化"完成以前，难以摆脱生产不稳定状况；因此，这一地区稻麦复种（他们习惯称为"二作"）的推广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些观点对深入研究稻麦复种的形成发展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它可以帮助人们纠正那种把稻麦复种制视为一蹴而就的直线发展过程的思维定势。对于中国的

5、中原地区，麦类是引进作物而非原产，它的发展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遇到不同的问题。黄河流域干旱，麦类要种在比较潮湿的低地，故有"小麦宜下田"之说。古歌中还有"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的句子[33]。江南下湿，麦类最初种在山阜旱地，后来进入了水田与水稻复种，但仍优先选择在排水良好的"高田"，并须配合以起垄开沟等耕作措施。由于排水的困难，低田实行稻麦复种制要比高田复杂得多，要求更高的生产技术和投入更多的劳动力，这种情况当然会成为低田稻麦复种发展的制约因素。王桢《农书·农桑通诀·垦耕篇》说："高田早熟，八月燥耕而熯之，以种二麦。其法，起坺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畎；一段耕毕，以锄横

6、绝其疄，洩利其水，谓之腰沟，二麦既收，然后平沟畎，蓄水深耕，俗谓再熟田也。"而"低田熟晚"，则实行冬耕休闲。元代如此，宋代的情况也应基本上是这样。实际上直到明清以至近世，江南有些渍水的下田仍然无法实行稻麦复种。如清康熙年间的《昆山县志》，就有"高乡有麦"、"水乡无麦"之说。所以，我们不应对宋代稻麦复种的比例估计过高。但是不能把上述认识绝对化，认为宋代低田都不能种麦。其实，宋代不乏低田种麦的记载，例如表中材料1、16、17、22和26及注所列举的材料即足以说明低田种麦的存在。罗愿甚至说"今小麦例须下田"[34]。由此可见，把王桢《农书》关于"高田早熟"的"两熟田"的记载

7、绝对化，从而得出宋代稻麦复种制主要在河谷丘陵"高田地带"发展，难以在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发展的结论（姑称之为"江南平原落后论"），是很值得商榷的。"江南平原落后论"之所以难以成立，首先是因为它与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