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跨境金融风险的积累与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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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兴大国跨境金融风险的积累与传导如果在“友谊”、“战略”之类旗号下百依百顺，单纯迁就东道国的要求主张，在这样的东道国，项目可能最终将陷入危机。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要“走出去”，绝不是要“送出去”。令令在金融风险及其化解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作为多年来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外贸大国和快速成长的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作为2016年世界第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作为全世界贸易依存度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当前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上此前几年的债务快速积累，同样也在于境外金融风险的积累与传导。作为国际投资浄头寸逐年递增的净债权国，我们的跨境金

2、融风险越来越多地主要来自境外资产遇险而不是对外偿付危机。在可预见的未来，存在风险的中国境外资产规模尚不能与国内资产规模相提并论，但这并不等于境外资产风险不足以对国内市场整体稳定性构成威胁。跨境金融风险殷鉴不远100多年来，由于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涉险等原因，较小规模的境外资产发生风险，把规模大得多的国内市场推向全局性震荡，这种情况已经一再发生，在国际经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痕迹。从1890年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支付危机，导致伦敦金融市场一度濒临崩盘；到上世纪80年代墨西哥债务违约“在华尔街投下原子弹”，进而引爆席卷整个发展中世界和苏联东欧集团、

3、撼动西方金融市场的债务危机；再到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俄罗斯贬值卢布、停止国债交易而几乎倒台，并把整个华尔街拖向全局性震荡边缘，莫不如是。而且，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取得长足进展，相应大大增强了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地区即使在全球经济金融版图上貌似无足轻重，其危机也能如同埃博拉病毒一般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以至于在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不一而足。数年之前的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多家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先后引发市场风

4、声鹤唳，直接起因也是其国际业务遇险。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跨境金融风险的积累及其传导给予足够重视。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的宏观层次根据历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数据整理计算，从2004年末到2016年末，中国海外资产从9291亿美元上升至64666亿美元，国际投资浄头寸从2764亿美元上升至18005亿美元，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从3105亿美元上升至33688亿美元。考虑到储备资产基本上属于低风险资产，本文将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视为潜在海外风险资产，以剔除储备资产后的海外资产对GDP比例衡量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计算结果发现从2004年至2016年，中国上述

5、指标从16%上升至30%，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提高近一倍。2004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8.2768元人民币，潜在海外风险资产折算合25699亿元，占当年中国GDP的16%。2016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6423元人民币，潜在海外风险资产折算合223766亿元，占当年中国GDP的30%。潜在跨境金融风险存在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在宏观层次，这一风险产生于大规模海外投资进程之中。在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市场上，东道国和国内投资者、贷款人过度乐观的预期、不切实际的投资大跃进计划、道德风险......都会推动潜在风险日积月累；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彻

6、底扭转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使得整个东道国市场转瞬之间便从原本较好的稳定均衡崩塌到较差的均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资产价格暴跌，跨境传染的连锁反应也由此触发。截至2016年末，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资产达13172亿美元，其中股权资产10650亿美元，关联企业债务资产2522亿美元。在东道国，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投资己经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企业争抢的“香悖悖”，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不可忽视某些贸易伙伴政府的投资和经济发展计划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狂热程度。有的贸易伙伴政府曾制定规模极为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设计投资规模相当于其GDP的250倍之

7、多，且将投资资金来源全部寄望于中国投资；有的国家在制定对华经贸合作计划时，不断塞进自己希望的项目，却完全不考虑经贸合作应当互利、不考虑这些项目对中国有何利益；有的国家军备开支浩大，有些年份占用了一半左右的财政支出，经济建设及民生投入严重不足，但不断追加提出希望中国投资项目，对自己国内配套资金等等经济资源考虑严重不足。显然，如果我们不充分发挥我国自己相对强得多的经济规划等专业技能，而是在“友谊”、“战略”之类旗号下百依百顺，单纯迁就东道国的要求主张，在这样的东道国，项目几乎可以肯定最终将陷入危机。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要“走出去”，绝不是要“送出去”。在作为资本输出

8、国的我国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企业过于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