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极性思维到辩证逻辑生态.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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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全国辩证逻辑学术讨论会论文从辩证极性思维到辩证逻辑生态刘月生（广西河池学院政法系,546300）余莉（湖北工业大学社科系,430072）一、引言有人总结中国现代哲学，揭示了这是一个告别黑格尔辩证极性思维的过程。首先怀疑黑格尔的是张中晓。而后来的年轻学者虽想突破，但并不了解逻辑悖论会引起整个理论体系瓦解这一著名结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可以引进“不确定性”来科学地表达发展原理。于是思辩方法和辩证发展原理不能兼容：表现在方法论上，坚持彻底的辩证逻辑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抉择：要么承认理论体系在其最高层次的框架上保留形而上学；要么将发展原理贯彻到底（刘晓波在80年代写过“形而上学的迷雾”）。因为，任何一个哲学体系要表达某种意义，总要以某一层次的不变性——确定性为前提，否则这种哲学就不可能是以发展原理——自我否定作为贯彻一切的精神的根本（民间哲学界有提出“一分为三”，笔者之一在1986年曾主编《自然论纲》将辩证逻辑范畴按“存在”——“联系”——“运动”——“变化 ”——“发展”五类20多组三分法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公开出版于延边大学）。坚持后者将会出现一片混乱和绝对虚无（这在世界范围的当代西方哲学中找例子就可以找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也就是说，只要在体系的任何一个层次的规定性上引进否定方面与其共存，那么这个体系中任何确定的东西都不会有，这样发展的内在大火就已经把思辩框架烧得干干净净。在我们已有的哲学教科书中，有人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概括为一二三四五（一个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或两付对子、三大规律、四个观点<物质记、运动记、时空观、意识观>五对范畴），而五对范畴的“现象和本质”解释了整个认识论，“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演绎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决定论。如果抓住了这个逻辑体系的自我悖论，将使探索者走向整个精神崩溃。难道我们只能走折中、中庸之道吗？事实上，历来，在我国辩证逻辑是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种折中的方法来避开这一悖论的。李泽厚请出康德，避开黑格尔，用康德——席勒——马克思的路线代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路线，是想拯求被黑格尔总体必然所掩没的主体性——先以费尔巴哈式的感性自然来理解主体性，并综合康德的“自我意识”、“先验形式”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而构成其主体性。他进而在美学上明确地将哲学上的偶然性与具体生存的人联系起来：“ 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来吧！不要再受任何形而上学观念的控制支配”。但李没有真正摆脱极性思维的对立，又陷入到折中、主次的变换。首先，他由必然与偶然的二元对峙走出再度以历史总体压抑、否弃个体，对我的湮没和牺牲并不动情；其次，他没有注意到必然性理论的复杂性，使个体无可逃避地做一个“螺丝钉”和“驯服工具”。第三，由于没有否定终极目的，必然规律，李没有摆脱乌托邦情结，只不过由黑格尔式的理性王国转变为审美乌托邦的未来取向。如果说张有勇气，李有敏感，那么真正有胆识的是王元化，他从批判知性（感生——知性——理性）改造辩证极性思维到质疑辩证逻辑总体，应该说他是以抓知性为突破口的，他是学术大家，经过他的挖掘，使我们认识到顾准才是清理终极目标的思想家。二、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与人的主体性——相互作用的现代科学实践1、根据社会实践从头思考“终极目的”思考有两个维度：一是“终极目的”论的起源，二是“终极目的论”的后果。通过这一思考，顾准彻底清理了革命的思想遗产，彻底反省了中国黑格尔主义（辩证极性思维）的政治后果，实际上完成了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革命就是把唯理主义（辩证极性思维）推进到社会现实中的暴力实践。马克思对黑格尔加以培根式的改造。“黑格尔那一套，全在思辩中进行，在思辩中完成的。马克思根据培根主义的原则，要把这一套从思辩中拉到实践中来进行，在实践中完成。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哲学命题是哲学地解决了的，马克思要把黑格尔的命题拉到政治经济学中来解决。”根据历史，根据归纳法，人的认识不可能获得绝对真理。波普尔说：“整体主义的思想方法，绝不代表思想发展的高水平或新阶段，而是前科学时期的特征。”在法国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中，“终极目的”都是革命动员的强大依持和最后依据。革命必须设定“终极目的”，这不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真实的，而是因为它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工具，但这个工具是危险的。“终极目的”是一元的，它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革命家们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救民于水火”、“建立天国”的重任，把“终极目的”当作最高目的，并以此而拒绝、否定任何其他目的，把一切中间过程和部分目标都当作手段，清洗一切具有或可能具有竞争力的“异端邪说”，肆意破坏日常生活，践踏公民权利，实行专政。“ 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顾准文集》P72）顾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顾准文集》P74）只有真正的科学精神，才能开出哲学多元论和政治民主的新格局。——超越五四精神，重新提出建基于科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以不断的进步取代“终极目的”，以经验归纳取代唯理演绎，以多元民主代替一元专制。这将是中国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顾准批判的是，在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仍然供奉着“终极目的”的信仰，就会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成政治专制主义。但肯定革命中的“终极目的”而否认革命后的“终极目的”，这中间必然有矛盾。郭沫若等曾为中国历史设定了目的，这就是黎澍后来指明的“在全世界都可以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同样能在中国实现”。2、实践观的两次深入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引起哲学的大革命后，在20世纪还有两次实践观的深入：①物理实在观的变革和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1]操作主义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大动荡、大革命而又伴随着“信仰危机”的条件下产生的。 布里奇曼认为，一切科学的概念基础，既不在于先验逻辑，也不在于常识意义下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于实验室的测量操作。他认为，那种把日常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客观存在”概念（即“把日常生活中的对象概念化为不依赖于仪器或观察方法的存在”），引入到与常识不相同的情况，常常想当然地以为物理学描述的对象必定是一种不依赖于观测方式的存在，正是造成科学中的大错的根子。“物理客体（物理认识的客体）——认识条件——观察者（研究者）”这个公式作为客体同主体的辩证法的一种可能的具体化，是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现代物理学实验中所形成的认识论的状况下得到实现的。在这个公式里作为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中介物的“认识条件”，既包括测量仪器、参考系统这种实验方面的认识条件，又包括原有的科学知识这种理论方面的认识条件，后者渗透于前者。在这种实践观下，作为认识对象的“物理实在”必然与认识条件、认识手段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象的形成，对物理客体的认识，需要以主体的对象活动为前提，因此它表现出对于认识手段、方式的依赖性也就不奇怪了。由此，人们才能摆脱极性思维的方式，而走上辩证逻辑的生态系统。②索罗斯的“金融炼金术“的实践观（历时实验） 20世纪80年代索罗斯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不同意他的老师卡尔·波普尔所阐述的“科学统一性原则”（《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英文版P130）认为测不准原理同社会科学类比是致人迷误的：在社会科学中，不确定性（不可确定性）是由参与者引起的。参与者所面对的情境受到其本身的决策活动的影响，他们的思维构成了这类情境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或看成一种特殊事实，或当作某种不同于事实的东西），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相比，社会科学观察的对象就要复杂得多。索罗斯的金融实验，比布里奇曼的操作实验就要进入一个更新的层次。索罗斯的新层次如他自己所说：“我的幻想是提出一种反身性理论的通论，来解释80年代的大萧条，一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解释了30年代大萧条一样，然而事实是大萧条并未发生，所以我也就没有提出通论”（[2]P11）索罗斯能做到的，不过是有了一种能解释目前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状态的方法，原因是反身性过程无法以自然科学方式来解释和预言，他想发展另外的方法，还仅仅作为发现过程的一部分。索罗斯的金融实验使人想到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著述中的一句话：“科学的历史也就是能者的错误史” （又引用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就像气象预报，预测必然有错。即使最高层完全清楚预测不准确，但为了提供计划所需数据，他仍然需要预测。这就出现了如下情景：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所做的中长期预测，每隔几个月就不得不进行修正。这就验证了保罗·萨缪尔森所说：在决定论的事实和概率论的法则之中，精确充其量是局部的或大概论的。更有甚者，弗兰克·哈恩干脆反对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科学，认为宣称经济学是科学不仅欠考虑而且很虚伪。这样的说法只讲出了一点，即对经济走势做出精确预测超出了人类的能力限度，就像索罗斯初步完成的反身性理论模型难以承担如此预测重任。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的主体性在社会科学中表现得更突出，索罗斯虽然继承了海森伯和波普尔的思路，但他更强调参与者思维所引入的不确定因素是自然科学中见不到的。经济学家“屡错屡测”，如果要找原因的话，那就是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希望凭借预测来进入各类决策者的预期，进而对未来经济进程施加某种程度影响的动机。只要有足够多的人接受他对未来经济走势的乐观或悲观预测，并贯彻到具体政策或投资规划中，最终后果就有可能与他的预测相符合。索罗斯的金融实践，使他把预测者和投资入股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20世纪的物理学革命实践及其科学哲学解释联系起来。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一书中将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互动描绘成“测不准”（原理），卡尔·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则用“俄狄浦斯效应”，也就是“预测的自我实现” 来命名之。但更强调人的主体性的索罗斯认为：在自然科学中，科学家的思维在实质上同其确定对象是分隔的。科学家只能通过其行为——而不是思想来影响研究的对象，金融实践不同。“在人类的行为表现中，有一个方面似乎显示出不同于那些构成了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现象的特征：决策的过程。决策是以对情境的不完备的理解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上，如何设想由普遍有效规律所联系的初始态和最终态呢？参与者的思维是应当包含于这些状态之中，还是应当排除在外呢？如果包含其中，这些状态就无法适用科学观察，因为所观察到的只能是参与者的思维效应，而不是过程本身；如果排除思维且只承认它的效应作为证据，就会在破坏科学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因为并非每一次都必然在给定的一组状态之前或之后出现可重复的一组状态，即参与者的思维介入事件的发生过程和次序，但在参与者的思维和所发生的事件过程之间却缺乏对应”。（[2]P15）索罗斯的金融实践还强调了参与者从负面上对其研究对象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自然现象领域中，科学方法只有当其理论证据确凿时才是有效的；而在社会、政治、经济事件中，理论即使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是有效的。炼金术作为自然科学失败了，社会科学作为炼金术倒有可能取得成功。”（[2]P14）三、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生态群落——殷海光·黄展骥·张建军的符号系统 能不能把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找出一条清晰的、有代表性的主线，我们试作一点历史叙述。首先要谈到殷海光。殷海光是中国现代逻辑学家、哲学家，他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大力宣传、普及逻辑知识，对现代逻辑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逻辑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大陆曾受苏联影响较深，对形式逻辑不重视，又教条地推行辩证逻辑，因此，殷海光的逻辑思想并未直接在大陆得到传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否经由他的学生黄展骥和他逻辑理念的敬仰者张建军联手研究逻辑悖论，而在跨世纪的时段，才在大陆逻辑学界传扬开来。有人介绍：“哲学家殷海光（一九一九——一九六九）是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宣传家，是逻辑学家金岳霖和佛学家熊十力的学生，对现代数理逻辑和古代印度佛家逻辑（因明）都有相当的了解。可是，他在其名著《逻辑新引》里，却认为全部印度逻辑可以用佛家的因明括尽，而因明则是‘宗教思想的附产品’，与现代数理逻辑学‘在内容上并不相同’，为使学问严谨计，不妨将其从真正的逻辑学中请出去（《逻辑新引》，104—105页，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一九八七年重印本）”。（[3]第151页） 殷海光没有料到印度逻辑在陈那身后，在佛家内外出现新发展：古印度逻辑学派独立发现了现代数理逻辑学的一些原理，并且他们从哲学观点上更接近殷海光推崇的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反形而上学思想。甚至如今用数理逻辑学、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方法比较研究古代印度的逻辑学派已成为一门很发达的学问。现在学术形势表明，古印度逻辑学派已被看成是发展出与现代数理逻辑学有同样性质的形式逻辑学。与古代印度不同，在现代中国发展逻辑另有特点：他的学生黄展骥通过30多年自然语言的谬误分析、批判性思维提升到一个重要地位。这种研究不局限于语形谬误，更关注语义谬误尤其是语用谬误。这是广义的“大逻辑”，而非演绎中心主义的狭义“小逻辑”。因为仅仅局限于形式逻辑，远不能有效地分析谬误，由于形式逻辑自身未够完善，要以“谬误学”作为重要补充，在二者互动的发展中提倡和改进（广义的）逻辑。用“舍繁取简”、“返朴归真”的元方法将历史上著名悖论进行概括；用新的谬误学方法把人们从“第三次数学危机”中解救出来；用“现实矛盾”新概念悟出逻辑矛盾与现实矛盾的互补关系，调解辩证派与“形式逻辑派”纷争；以中国类比逻辑形式面对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走进寻常百姓家。[4]正面发展殷海光的“逻辑精神”是生长在大陆、成长于高等学府的张建军（南京大学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所长）。张建军教授在2002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了《真正重视“逻先生”—— 简论逻辑学的三重学科性质》一文，呼吁“在‘德先生’与‘赛先生’的旗帜在我国飘扬了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应该真正重视‘逻先生’，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加大健全的逻辑意识与逻辑思维素养的培育，使之成为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良性文化环境的重要内容”。（[5]第2页）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这里他突出了“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如果说张教授的“形式理性”仅指“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所面对的事实世界的科学的逻辑构造，那么沟通理性（交往理性）、心性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又让哪一种逻辑承担呢？如果张教授讲的是狭义的“形式理性”，即由演绎逻辑所揭示的基于演绎结构的推理理性，那么由归纳逻辑所揭示的基于类比的推理，是否是“形式理性”呢？对此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一切形式的推理都要同物质世界的实体直接相关，一切可靠的方法都要在实用层面上生效，这就使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只从归纳主义方面来理解科学，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实质就是归纳主义。现在又返过来，张建军若把形式理性定位在“演绎理性”又会对“逻先生”作另一种片面解读。这就回到本文前面所讲殷海光先生的主张。张教授称他是系统阐述演绎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的第一人，他的关于演绎逻辑乃“天下之公器” 的论证对张教授影响极大。为什么张对于殷海光先生能包容其唯物辩证法存有的偏见呢？我看关键是张教授坚持的辩证逻辑不再是辩证极性思维的一种，而是他所讲的：“我所主张的当代辩证逻辑研究，是建立在20世纪逻辑大发展基础之上的一种重塑。实际上，并没有辩证哲学背景的哥德尔所证明的不完全性定理，恰恰可视为‘辩证法的代数学’（哥德尔本人晚年也研究了辩证哲学），而霍金正是通过研究哥德尔定理而放弃了物理学的‘终极理论’追求”。（[5]第6页）但张认为20世纪逻辑学的重大发展首推演绎逻辑的长足进步“使演绎科学方法的功能及其固有局限都得到了具有彻底性的澄清。”“由此才获得像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塔尔斯基形式语言真理理论、可能世界语义学乃至新近出现的情境语义学这样的重大理论成就，才使得一系列非经典演绎逻辑的系统建构和广泛应用成为可能”（[5]第6页）。对此，黄展骥的论文《评塔斯基的‘层级论’》通过解悖方案回归自然语言宣判了塔斯基“层级论”的死刑，并使哥德尔的理论也跟着引起我们疑问；而张斌峰教授则正确地指出：以数学方法为特征的现代演绎逻辑是远离人们日常思维中的实际论证的。近二十年兴起的“非形式逻辑”是对“形式逻辑” 的突破、超越和补充，它面向生活世界、交往世界。它是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真实的论证。而论证是进行理性探讨深化认识的主要形式，它鉴于形式化方法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应用极为有限，才作出了与传统逻辑学研究的形式化大异其趣的取向。同样辩证逻辑存在着从极性思维的形式向生态群落的新形式发展的趋势，有学者已经指明：黑格尔的真理观实现了由近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向辩证法的转向。因此相比形而上学的点式思维模式，黑格尔的这种纵向、线性思维模式是一种巨大的推进，然而这一思维模式却因缺少面上的结构，而不能架构与把握世界的整体。（支持的是“显性哲学”）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运用概念、语言能表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那些不能用语言表术的即“不可言说”的，感性的存在则是最不真实、没有意义的东西。海德格尔对这种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与传统的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不同，他从存在论出发断言：与我们最接近的东西，不是呈现在面前被知觉的单个东西，而是在我们周围环境中与之交道的、全神贯注和关心的东西，它与“现成的东西”（即单纯直观的东西）构成对立面。它所要追求的就是隐蔽在场的当前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然而又是现实的事物，并把在场与不在场的东西、显现与隐蔽的东西联系、结合为一体，从而达到各种不同东西相互融合的整体，即天地万物成为相通、相融的有机整体。这样一来就实现了哲学由纵向向横向思维的转向。[6]我们对中国逻辑的发展走向，沿着由“金岳霖——殷海光——黄展骥——张建军” 这条线索来内在的分析，联系中国思维科学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得出，正是由辩证极性思维进展到辩证逻辑的生态走向。参考文献1、罗嘉昌，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2、乔治·索罗斯，金融炼金术，海南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3、高山杉，从维也纳学派看古印度逻辑学派《读书》，2004年第7期。4、刘月生等，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留下的历史困惑《科学·认知·意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5、张建军等，从“逻先生”看“德先生”与“赛先生”《逻辑》，2004年第4期。6、赵天成，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在思维方式上的逻辑关联《新华文摘》，2004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