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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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比较研究作者:张立群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期,现代文学的兴起也同样裹挟在这一浪潮之中。按照文学史的惯常讲述,现代文学的诞生特别语言和形式的“裂变”,一直与文学的“革命”话语有关。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在晚清到“五四”的年代里,就必然要涉及到两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此即为转型时代的前端人物梁启超和后起人物胡适。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以上两者在各自时代都曾倡导过文学层面上的“革命话语”,并在具体内容上存有诸多内在的联系,故本文均将其纳入到“文学革命”这样一个大的范畴中进行比较研究。毫无疑问,这样的作法本身就

2、包括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但更为重要地,则是期待通过二者“革命话语”的异同,揭示时代、文学与“革命”互动的过程中,负载地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心态意识。一、“革命”的态度梁启超著名的“三界革命”主张和胡适的“文学革命”实践,无疑是晚清到“五四”文学转型中的重要环节,不但如此,他们在倡导“革命”时对待“革命”的态度也同样耐人寻味。因“戊戌变法”失败的梁启超,在1899年由日本转赴檀香山的途中,通过撰写《夏威夷游记》(旧题《汗漫录》)而始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

3、以古人之风格如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1]鉴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认识,梁启超引人注目的“三长”主张(“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堪称期待引进西方文化精神改造中国旧文学的重要主张,同时,也是其总结此前维新派“新诗”创作失败[2],要求诗歌反映近代社会现实,更好为改良派政治斗争服务的必然结果。与“诗界革命”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文界革命”问题。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在记述读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著作时曾指出:“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

4、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3]“文界革命”此时虽处于一种“设想”,但作为思想内容,欲行启蒙却是“革命”的宗旨。至1902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又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将小说作为社会政治改良的最锐利武器。至此,“三界革命”全部浮出历史的地表。作为“过渡时代”的一位政论家、改

5、良者,梁启超文学上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梁启超为宣扬、传播政论主张而倡导“文学革命”,很容易被视为一位“革命者”。但事实上,梁启超提倡文学意义上的“革命”话语,一直与革命一词本身处于某种纠缠和“缝隙”的状态,这一点,在其具体使用“革命”和阐释“革命”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对于“革命”一词,中国古语早已有之。《易经》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仅就字面理解,就包含着武力改朝换代及其运动过程中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尽管,在古代王朝更替的过程中,究竟谁能赋予“革命”一词的合法性只能通过不断的历史化才能获

6、得客观、合理的解释,但可以肯定的是,“革命”一词的传统意义始终带有暴力、激进的色彩。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一词由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世界范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完成了其世界性和现代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同样造成了“革命”一词在重新输入和具体使用的过程中(比如,梁启超取自日本的翻译义),夹杂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以梁启超为例,流亡日本正值明治时代,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政治环境对梁启超必定会发生某种影响,更何况日本一直是梁启超“感兴趣的对象”[5]。按照对现代中国革命话语有深入研究的陈建华的说法,“在明治时代,由于‘

7、革命’一语包含的尊王改革之义已经深入人心,所以‘明治维新’和‘明治革命’变成了同义语。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不久便发现日人将英语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其意义并非仅指政权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尤其在政治领域里”,因此,“梁启超于此使用的‘革命’一词,其实已脱离了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中国传统‘革命’的语境,而带有强烈的日本色彩,并与西方和平演进的革命意义相融和。梁氏由是接受了这一‘革命’的新义,并竭力鼓吹,希望中国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现代化。”[6]梁

8、启超在日本对“革命”的理解构成了“三界革命”的本意,但显然,无论就当时的社会主潮,还是梁启超自身混沌、矛盾的心态而言,“革命”话语的使用都难以摆脱一种近乎“摆动的状态”。即使忽视他当时与孙中山之革命党的暧昧关系,梁启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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